原標題：山河永念(人民家書)

　　——悼南京大屠殺死難同胞

　　1937年12月13日，侵華日軍野蠻侵入南京，制造了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慘案，超過30萬同胞慘遭殺戮。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史上“三大慘案”之一，是駭人聽聞的反人類罪行，是人類歷史上十分黑暗的一頁。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12月13日，是中國第十二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

　　今天，人民日報海外版推出“人民家書”之“山河永念——悼南京大屠殺死難同胞”。這里有幸存者的血淚控訴、有守城將士的忠勇和吶喊、有國際友人的仗義援手、有中外人士傳播歷史真相的堅定奔走，更有跨越時空的人性光輝……

　　歷史告訴我們，和平是需要爭取的，和平是需要維護的。今天的中國，是世界和平的堅決倡導者和有力捍衛者，中國人民將堅定不移維護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愿同各國人民真誠團結起來，為建設一個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世界而攜手努力！

　　——編 者

　　絕不允許歷史悲劇重演

　　——南京大屠殺幸存者李道煃給女兒的信(摘編)

　　親愛的南兒：

　　今天寫信給你，是要告訴你在我心中長久以來難以撫平的創傷，就是日寇侵占南京進行慘絕人寰大屠殺時，我們家的悲慘遭遇。過去由于種種原因從未向你談起此事，最近日本執政當局和少數右翼政客極力否認侵華歷史和南京大屠殺的事實，并妄圖修改和平憲法，復活軍國主義，我們海外華僑華人無不義憤填膺。因此，我要把我親身經歷告訴你和子孫后代，一定要牢記國恨家仇，絕不允許歷史悲劇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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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一天下午，幾個鬼子端著槍闖進我們所住的院內，把我們二十多個老弱婦孺集中到草坪上，手舞軍刀，用怪腔怪調的中文狂吼著，要我們在天黑以前交出“花姑娘”，否則“統統刺啦刺啦的”。

　　鬼子走后，全院老小便立即轉至較安全的“金陵女子大學”，這是一所收容婦女兒童的避難所。奶奶拽著我們，背著包袱，拖著沉重被纏過的小腳，跟著大家艱難前行。隊伍前面雖然有國際紅十字會的旗幟引導，但鬼子仍不斷騎著摩托向隊伍里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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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周后，局勢稍平靜，我們便返回城里住處。不幸的是曾祖母已被日本鬼子活活從病床上拖下摔死，因為有一鄰居女孩躲在她病床上，據講在裝進棺材時，頭上還有一個大包，伯母也被強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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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懷著十分沉重的心情，向你講了上述情況，再想到祖國自改革開放以來所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撫今追昔，思緒萬千，我們一定要珍惜這來之不易的成就，絕不可以生在福中不知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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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全家

　　安康，幸福。

　　爸爸

　　于新西蘭奧克蘭

　　2013.6.10

　　信札背后▶▶▶

　　李道煃出生于1932年，南京大屠殺發生時，他只有5歲8個月。

　　李道煃原本有一個幸福的家庭。1935年，在與父母的合影中，3歲的他蹬著一輛兒童三輪車，坐在父母中間。拍完這張照片不久，父親被派往湖北銀行工作，李道煃從此再沒見過父親。后來輾轉聽說，父親1938年因痢疾病逝，遺體無從找尋。當時中國已烽煙四起，日本軍國主義鐵蹄已至，留在南京的李家人自顧不暇。

　　1937年12月，聽說日本兵要進城，母親帶著最小的女兒和兒子李道煃躲進了難民區。其他子女跟著叔伯們躲到農村。有病在身、行動不便的祖母和一位伯母留下了。

　　他們在難民區度過了狼狽恐懼的3個多星期，逃過了大屠殺這場劫難。等李道煃隨小姐姐和母親回家，家中已是一片狼藉。

　　李道煃幸存下來，等來了1949年解放，人生才逐漸有了亮色。他16歲加入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前身)，195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2005年，李道煃得知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在收集幸存者證言，他致函時任館長朱成山，講述了自己的經歷，塵封多年的往事才逐漸為人所知。

　　2013年6月，李道煃寫下了這封給大女兒李南的家書，講述了當年他眼中日軍的殘暴行徑，同時也希望后輩銘記歷史，守望和平。

　　我做夢也沒想到日本士兵竟如此野蠻

　　——美國傳教士約翰·馬吉給妻子的信(摘編)

　　過去一個星期的恐怖是我從未經歷過的。我做夢也沒想到日本士兵竟如此野蠻。這是屠殺的一周、強奸的一周……從城南到下關，整個城市到處都是尸體。就在前天我們看到一個可憐的家伙被日本人殺死在我們的住所附近……這件事發生在竹籬笆的拐角處，我們從這里能看見他們，但沒能看清那個人到底是怎么被打死的。后來Cola去那里看了一下，說那個人頭部中了兩槍。兩個日本兵卻一邊抽煙，一邊說笑，他們殺害一名中國人就像打死一只耗子一樣無所謂。

　　信札背后▶▶▶

　　約翰·馬吉1884年生于美國匹茲堡，1912年來到中國，在南京新教圣公會教堂任牧師。南京大屠殺發生期間，他冒著生命危險，用16毫米攝影機拍攝下真實記錄這場暴行的原始影像。

　　1937年12月，戰爭陰云籠罩南京城。美國大使館最后一次向美國僑民發布撤離警告，但53歲的約翰·馬吉選擇留下。他與同樣留守南京的約翰·拉貝等外籍人士共同發起成立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南京大屠殺期間，這批國際友人無私援助了約25萬名中國難民。

　　當時日軍對外籍人士嚴加管理，攝影攝像絕對禁止。馬吉只能小心謹慎地行動。在鏡頭中，他記錄下日軍屠殺放下武器的中國士兵及平民的場景，以及遭受日軍摧殘的百姓的慘狀。他還在鼓樓醫院拍攝了百姓接受救治的畫面，他們中有些人成為控訴南京大屠殺暴行的證人。

　　1938年初，馬吉將自己拍攝的影片托給當時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總干事喬治·費奇，請他將這些影片運出南京城，將日軍的暴行公之于眾。費奇將膠片包好縫在大衣里，躲過日軍的盤查，踏上了前往上海的列車。

　　到上海后，費奇將膠片送交上海柯達公司，制作了4份拷貝。這4份拷貝在戰時曾經被帶到美國、英國、日本和德國等地播放傳播，在國際社會產生廣泛影響。

　　2002年10月，約翰·馬吉的兒子大衛·馬吉將16毫米攝影機及真實記錄南京大屠殺的電影膠片母片、膠片盒，捐贈給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這封信是約翰·馬吉在南京大屠殺期間寫給妻子的信，信中記錄了他所目睹的大屠殺的恐怖場景，字里行間充滿了震驚與悲憤。

　　他給了我一面南京安全區紅十字旗

　　——美籍華裔作家張純如給母親的電子郵件

　　親愛的媽媽：

　　我在安阿伯的Shaman Drum書店舉行了一場極棒的簽售儀式，還和哈瑞特·米爾斯(Harriet Mills)、專程從芝加哥來看我的她的姐姐安吉·米爾斯(Angie Mills)，還有理查德·布拉迪(Richard Brady，在大屠殺最恐怖的那段時間過去后在安全區委員會工作的一位外科醫生)的兒子尼爾·布拉迪(Neal Brady)以及羅伯·格雷(Rob Gray)一起吃了火鍋。尼爾·布拉迪和他的父親一樣，也是一名醫生，他給了我一面南京安全區紅十字旗。今天晚上，我把這面旗展示給了Shaman Drum書店的讀者。(那些讀者見到三位安全區委員會成員的后人非常激動。米爾斯姐妹的父親正是安全區委員會的發起人。此外，這三位后人也相當激動——哈瑞特上一次見到布拉迪的時候他還是個8歲的小男孩！)

　　愛你的，純如

　　信札背后▶▶▶

　　張純如1968年出生于美國，記者、自由撰稿人。1997年，她出版《南京大屠殺》一書，揭露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歷史真相，在國際上產生廣泛影響。美國《新聞周刊》對這本書的評論是：對二戰中最令人發指的一幕作了果敢的回顧，改變了所有英語國家都沒有南京大屠殺這一歷史事件詳細記載的狀況。

　　為了讓這段歷史為更多人所知，張純如在圖書出版后積極參與宣發活動。在給母親張盈盈的電子郵件中，她提到1998年在美國密歇根州安娜堡(即“安阿伯”)舉辦的一場簽售儀式。活動中，她見到了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成員的后人，包括哈瑞特和安吉。她們是傳教士威爾遜·米爾斯(Wilson Mills)的女兒。根據張純如在《南京大屠殺》一書中所作的考證，1937年，正是威爾遜·米爾斯在南京率先倡議成立南京安全區。時隔多年，幾位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成員的后人再聚首，贈給張純如一份珍貴的文物——南京安全區紅十字旗原件。后來，張純如將這面曾在南京安全區用過的紅十字旗捐給了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以讓世人更好地了解這段歷史。

　　那些悲慘故事讓我無法停下

　　——作家王火給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信(摘編)

　　朱成山館長：

　　您好，緊緊握手！

　　許多年來，聽到也看到您和貴館的同志為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謹在此向您和貴館同志表示敬意。

　　我是生于1924年的一個老人，現寄上我寫的《戰爭和人》三部曲(內寫到1937年南京大屠殺)、《東方陰影》(內寫到釣魚島也涉及到南京大屠殺)。此外一本序跋集上有兩篇序均涉及南京大屠殺，請貴館惠存。

　　年歲大了，視力不好，手也發抖，恕不多寫，字潦草，請原諒。收到后請簡復賜告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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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戰勝利后，我曾做記者采訪過南京大屠殺，惜舊報紙不齊，只買到一小部分，但寄上這一小部分，我想也是有意義的。我當時是以重慶《時事新報》南京特派員(記者)名義在南京采訪的。(當時用筆名王公亮，后改用筆名王火，我原名是王洪溥)匆此順頌新年好并祝

　　工作順利 全家康泰

　　王火

　　2012年12月16日

　　信札背后▶▶▶

　　這是2012年作家王火寫給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時任館長朱成山的信。時年88歲的王火在信中提到，寄給該館一批與南京大屠殺有關的作品和舊報紙。

　　王火本名王洪溥，1924年生于上海，后改名為“火”，寓意沖破黑暗、迎接光明，也因崇敬高爾基“用火燒毀舊世界建設新世界”的名言，以此名寄托其理想。

　　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作為抗戰勝利后最早一批報道南京大屠殺的中國記者之一，他奔波于南京的街巷，收集證據，重訪故地，采訪了李秀英等南京大屠殺幸存者，旁聽了對日本戰犯谷壽夫、岡村寧次的公審。他在《大公報》等報刊發表多篇揭露日軍暴行的報道，以新聞捍衛文明與尊嚴。他在上海的《大公報》和重慶的《時事新報》上，以筆名“王公亮”發表了《南京大屠殺主犯谷壽夫受審詳記》《被污辱與被損害的——記南京大屠殺時的三位死里逃生者》等一批長篇通訊。

　　在新聞紀實之外，文學創作是王火人生的另一條主線。在復旦大學就讀期間，王火開始進行文學創作。1985年，王火因救人意外導致左眼失明，在單目失明狀態下完成了人生最重要的作品——《戰爭和人》三部曲。小說中的莊嫂即以南京大屠殺幸存者李秀英為原型，此外還有審判日本戰犯等情節。這部抗戰題材作品曾獲第四屆茅盾文學獎、第二屆國家圖書獎等獎項。

　　“僅靠一只老花眼寫長篇，眼疲得疼痛，身心俱疲”，王火在《戰爭和人》后記中坦言，但每當寫到歷史細節，“那些悲慘故事讓我無法停下”。

　　晚年的王火多次以親身經歷，向世人講述采訪南京大屠殺幸存者時的情形，并將自己所藏的4000多件珍貴手稿、信札、字畫、著作等文獻資料捐贈給中國現代文學館等機構。

　　不滅倭寇 誓不生還

　　——南京保衛戰守城將士易安華給妻子的信

　　德群吾妻：

　　不滅倭寇，誓不生還。國將不保，何以家為？吾妻存之。

　　安華

　　民國二十六年八月

　　信札背后▶▶▶

　　易安華，1900年生于江西宜春。1925年，易安華入黃埔軍校，次年畢業，參加北伐。1932年，國民革命軍第87師奉命赴上海作戰，易安華率部在閘北一線阻擊日軍。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后，易安華主動請纓上前線殺敵，參加淞滬會戰，斃傷大量日軍，升任第87師第259旅旅長。

　　1937年8月，他將妻子和4個年幼的孩子送回老家。臨行前，他對妻子說：“日寇入侵，我輩軍人非打不可！我若戰死沙場，你就準備領取我的撫恤金將兒女們養育成人，日后繼續為國效忠吧。”妻子聞言泣不成聲：“你盡管奮力殺敵去，我會撫養好兒女，但望你平安勝利歸來。”

　　8月10日晚，易安華率部開赴上海，并派副官送給妻子這封僅20字的家書，以訣別的口吻寫下“告妻兒書”。

　　1937年11月，上海淪陷，部分中國守軍撤退至南京。同年12月，南京保衛戰打響。易安華率部參加戰斗，在光華門、通濟門一線布防。

　　在與日軍血戰三晝夜后，易安華身負重傷，但他依然忍痛指揮戰斗。戰士們見易安華傷勢嚴重，幾次要將他抬下陣地，他卻說：“我是堂堂的中國軍人，早已經下定決心，一定要與城共存亡，與士兵同生死，決不忍偷生以負國負民！”

　　最終，在光華門外的陣地上，易安華壯烈犧牲，年僅37歲。

　　義勇仁風 殊足欽佩

　　——金陵大學校長陳裕光等贈給約翰·拉貝的聯名題冊

　　德僑拉比先生Mr. John Rabe于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間，日寇侵陷我首都南京時，參加我國救濟工作，拯救難胞達十余萬人。義勇仁風，殊足欽佩。

　　嗣聞先生返德后，曾為納粹黨人拘禁；迨戰事結束，處境又不甚裕。我首都同胞感懷舊誼，倍切系念，爰由南京市參議會各同人及市政府教育部各主管人發動醵資寄贈。除已將美金千元及一部分食品匯寄外，特聯名題冊以留紀念。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九月一日識

　　情通萬里外，形跡滯江山。君其愛體素，來會在何年。

　　拉比先生留念

　　陳裕光節陶潛詩題

　　信札背后▶▶▶

　　約翰·拉貝，1882年出生于德國漢堡。1931年11月，拉貝來到西門子南京分公司工作。此后，他與南京這座城市的命運緊緊交織在一起。1932年，拉貝搬進位于金陵大學附近的南京小桃園5號(今廣州路小粉橋1號)。

　　南京大屠殺期間，在拉貝的帶領下，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共保護救助了約25萬名中國難民。拉貝所居住的小樓，保護了600多名難民。

　　拉貝用日記記錄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感。《拉貝日記》詳細記錄了日軍在南京的燒殺淫掠暴行和外籍人士等如何艱難救助難民，保留了大量圖片、信函、備忘錄及文件的副本，留下珍貴的第一手資料。

　　1938年2月中旬，拉貝迫于壓力離開南京。回國后，他四處揭露日軍在南京的暴行，因此受到蓋世太保的迫害。

　　中國人民從來沒有忘記拉貝的無畏義舉。

　　1948年，拉貝一家窮困潦倒的消息傳到南京。南京市民紛紛慷慨解囊，踴躍捐款捐物，募得善款，按市值兌換成2000美元，并每個月都給拉貝寄一包食品。

　　1948年6月，拉貝給南京寄來了感謝信。他在信中說，南京人民的這一善舉，使他重新獲得了活下去的勇氣和信心。1948年9月，金陵大學校長陳裕光等59位社會名流及市民代表贈送拉貝一本《共表欽忱》聯名題冊。冊文中提到，得知拉貝先生生活窘迫，南京同胞“感懷舊誼，倍切系念”，故而發動籌資活動，同時制作了這本題冊以留紀念。2005年，這本題冊被評為國家一級文物。

　　但觀今日中國，我們不再落后，也不再挨打

　　——觀眾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留言

　　參觀途中，聽見一個大哥對他的兒子說：“日本人拿刀刺向我們。”這個“我們”穿越時空，我們都是中國人，千千萬萬的我們倒下去了，千千萬萬的我們又站起來！我想，這大抵是中國人骨子里的堅韌。

　　看到土坑里的白骨，我沉默著，聽到身后稚嫩的女童聲：“爸爸，哪里是中國呀？”順著小女孩的手看去，原來是日軍侵華屠殺主要地區的地圖，女孩爸爸也沉默幾秒，“這里全部都是中國。”

　　觀展畢，淚默。最后的展區是囑托我們銘記歷史、勿忘國恥，而非仇恨，大國格局盡顯。我走到這，心中仍覺悲憤，但觀今日中國，我們不再落后，也不再挨打。我們要做真正的中國人。

　　幼兒園教師陳女士

　　信札背后▶▶▶

　　這是一名普通觀眾的留言。

　　從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南京大屠殺史實展”尾廳離開前，許多人都會在一面三層樓高、由“城磚”砌起的墻面前駐足。“城磚”上燒制的字跡與刻有參觀者留言的銘牌交錯，一張黑色長桌上，放著一本本厚重的留言簿，桌子周圍經常聚滿了人，他們或捧起留言簿閱讀，或提筆寫下心中的感想。

　　據紀念館統計，1985年開館以來，已有1.5億人次海內外觀眾走進紀念館接受歷史的教育，其中包括來自世界上1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政要、媒體記者、普通觀眾，尤其是35周歲以下青少年群體約占七成。許多觀眾寫下留言，其中有來自全國各地的國內參觀者，以及來自馬來西亞、美國、阿爾及利亞、埃及、日本、韓國、新加坡、南非、德國、巴布亞新幾內亞等國家和地區的境外參觀者。

　　他們寫下的留言中，“歷史”“和平”“銘記”“國恥”“勿忘”“祖國”“繁榮”“不忘”等是高頻詞，寄寓著大家的共同心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