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規劃是一種積極主動、面向未來的管理方式，在西方發達國家的大學管理中常被普遍應用。中國的高等教育一直處于后發追趕型的狀態，特別在高等教育國際競爭的時代，大學的定位和規劃對未來的發展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那么，中國的大學怎樣認識戰略規劃？又怎樣規劃自己的未來？

　　本刊特此刊出教育部教育規劃中心、中國人民大學教育發展與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高等學校發展規劃理論與方法研究課題組對此進行的調查，希望能給讀者了解相關情況提供幫助。

　　中國高校重視制定戰略規劃嗎？

　　研究發現：中國高校都非常重視制定發展規劃，幾乎全部受調查高校都制定了五年規劃，超過2/3的學校已經制定中長期規劃；八成以上學校都制定有專項規劃。

　　調查顯示，受調查學校普遍認同戰略規劃在高校發展中的作用，認可戰略規劃對學校定位、達成共識、增強資源配置效率的價值和意義；不太認同“高校不是企業，不應該有明確的發展指標”、“學術不可規劃”、“規劃只是墻上掛掛、紙上畫畫”等觀念。

　　幾乎全部學校都已制定五年規劃，2000年以前(含2000年)開始制定的學校約占19.77%，最早的為1949年。但2010年及以后開始制定的幾乎占到一半(49.72%)。教育部正是在2010年以后要求部屬高校制定“十二五”規劃，并向社會公開，這說明高校普遍制定五年規劃部分是受國家制定五年規劃的影響或要求。

　　制定五年以上的中長期規劃則完全是學校的自發行為，有67.72%的學校已經制定五年以上中長期規劃，其中超過10%的學校在2000年以前就開始制定中長期規劃，最早的為1955年。可見中國的大學和經濟社會其他方面一樣，有制定奮斗目標和規劃的傳統。從層次來看，211本科、非211本科和專科高校制定中長期規劃的比例分別為81%、67%和62%，211本科大學明顯偏高；從屬性來看，部屬高校、省市直屬高校和民辦學校制定中長期規劃的比例分別為77%、65%和74%，省市直屬高校比例最低；從類別來看，綜合性大學、行業特色大學和高職高專制定中長期規劃的比例分別為76%、64%和62%，綜合性大學最高；從地域來看，東部、中部和西部大學制定中長期規劃的比例分別為64%、66%和78%，西部大學最高。

　　在回答制定戰略規劃的原因時，得分最高的選項為“學校發展的內在需求”，其次是“上級行政主管部門有明確要求”，這說明學校制定規劃的核心因素是內在發展的需求，是一種學校面對發展需求的自覺理性選擇。同時，上級主管部門的要求也有著較強的促進作用。

　　高校規劃體現了誰的意志？

　　研究發現：校領導是對規劃影響最大的人群，資深教授和學科帶頭人、學院負責人、部處負責人和上級主管部門對規劃也有很大影響。學生和校友的影響力較弱。

　　規劃過程可能會受到不同的利益相關群體影響。為了識別出對戰略規劃制定產生影響最大的群體，調查詢問了九類人群對戰略規劃制定的影響程度，1分表示“非常不重要”，5分表示“非常重要”。有五類人群得分在4分以上，依次為：校領導、資深教授和學科帶頭人、學院負責人、部處負責人、上級主管部門。說明這五類人群對學校規劃的影響程度最大。教師和外部專家對規劃也會產生一定的影響，而學生和校友則影響較小。

　　不同層次的學校規劃制定受校領導的影響都非常大，其次是部處負責人和學院負責人。部處負責人對不同層次學校的規劃制定影響程度相近，而學院負責人則不同。本科學校學院負責人的影響較小，而專科學校學院負責人的影響很大，可能是因為專科學校所涉學科較少，學院較少，因此各學院的影響較大。上級主管部門對學校規劃的影響也較大，但在不同層次的學校有差異，本科學校受上級主管部門的影響較小，而專科學校則相對較大，這可能和專科學校與區域、行業或主管部門政策扶持關系更大有關。普通教師對規劃制定的影響有限，專科學校的普通教師影響相對較大，211本科次之，非211本科教師影響最小。同樣的分布還體現在學生和校友的影響力上。在對待外部專家的態度上，專科學校相對更為重視。

　　從整體看，非211高校的規劃主要受校領導的影響，而其他群體的參與程度普遍低于其他層次的高校。專科學校盡管校領導的影響也很大，但對其他人群意見的考慮相對最多，規劃制定相對更體現外部參與性。

　　高校規劃工作的專門化程度如何？

　　研究發現：985、211高校規劃工作的專門化程度更高。超過80%的211高校設立了專門的規劃機構，非211則只有48%，專科只有19%。高校在戰略規劃過程中普遍重視決策研究。

　　受訪高校中有175所學校建立了專門的、獨立的規劃機構，占到總數的46.54%，這些機構基本都是2000年及以后設立的，特別是在2006年以后達到一個高峰；沒有設立專門規劃部門的學校，大部分是由已有行政部門承擔，如校辦、科研處、研究生院、高教研究室等。

　　不同層次、不同歸屬的學校在規劃機構設置上有顯著的差異。按學校層次分，211本科學校設立專門的、獨立的規劃機構比例高達82.26%，非211本科學校則為48.84%，專科學校僅為19.19%。按學校歸屬分，教育部屬學校設立專門規劃機構的比例高達81.82%，省市直屬學校則為44.18%，而民辦學校僅為25%。

　　已有規劃機構的高校中，46.86%的規劃機構由校長直管，42.86%的規劃機構由常務副校長或副校長主管，9.14%的規劃機構由黨委領導主管；有1所高校由董事長主管。

　　在規劃機構實現專門化的基礎上，高校戰略規劃日益重視制定過程的專門化，也就是規劃的決策研究。被納入高校研究視野的既包括學校傳統與現狀、國家區域政治、經濟、社會、教育環境及相關政策和戰略規劃，也包括同類院校發展情況和國際高等教育發展趨勢。不同類別的學校會根據自己的特點重點關注不同區域范圍的政策，表現出明顯的差異。比如，211本科學校、教育部屬學校和綜合性大學相對更重視國際高等教育的發展趨勢。這些學校層次較高，發展目標一般為世界一流或國內一流大學，因而很注重對國際高等教育形勢和世界其他大學情況的了解，但對所在區域的關注程度不如其他類型的高校。非211本科、專科學校、省市直屬學校或民辦學校、行業特色學校對國家、區域、行業的發展走向非常重視。這些學校的辦學特色多強調應用性，培養人才的導向會與社會實際緊密結合，他們在規劃中會密切關注政策尤其是本地區政策導向，以期從中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

　　哪些高校更易受政策變化或領導換屆影響？

　　研究發現：綜合性大學對政策變化的適應性最強。行業特色類大學對國家或地方政府的教育政策依賴最大；民辦高校、行業特色類大學和西部學校的規劃落實更易受校領導變換的影響。

　　就教育政策對大學的影響來說，行業特色類大學受國家或地方政府的教育政策影響最大，認同“國家或地方政府教育政策經常變動，戰略規劃缺乏穩定的政策環境”的比例較高。綜合性大學認同此觀點的比例相對要低，其中985高校最低。可見，行業特色類大學需要根據學校特色在政策環境中尋找發展空間，對國家或地方政府的教育政策依賴較大，加上學科專業單一，政策一旦發生變化，調整十分困難。綜合性大學由于專業分布廣，對政策變化的適應性相對更強。而985高校由于處于高校分層的最頂端，是國家重點予以扶持的大學，國家政策對其發展的支持力度最大；同時由于學科綜合實力較強，這些大學對抗風險的能力更強，爭取資源的渠道更廣，因而不太容易單一依賴某種資源，國家某項政策的變化對其戰略規劃的影響程度也就最小。

　　在過去的若干年，中國社會為人們所詬病的一個現象就是“政績工程”，這個情況在高校如何？校領導換屆是否會對已有戰略規劃的落實造成影響？與人們的一般認識不同，高校對此認可度并不高。在1到5分的同意值中(1分為“非常不同意”，5分為“非常同意”)，關于“校領導換屆會極大地影響已有戰略規劃的落實，使得戰略規劃缺乏實質價值”這一項的均值只有2.89分。不過，存在幾個類別的學校得分相對較高的現象，比如民辦高校的平均分為3.1分，西部高校和行業特色大學的平均分為3.0分。說明這些高校的規劃執行受領導換屆的影響相對較大。

　　高校規劃的評估落實情況如何？

　　研究發現：層次越高的學校越注意使命與愿景，民辦學校則更注重具體執行方案、年度計劃和落實情況；在評估當中，學校層次越高，越傾向采用內部方式評估；資源分配和人事考評是落實規劃的兩個重要手段，但在不同類型高校中有顯著差異。

　　高校規劃能否有效落實，一方面體現為規劃本身是否科學，另一方面則體現為執行和評估過程的合理性。

　　關于規劃文本，不同層次高校在內容涵蓋上有一定的差異性，層次越高的學校在使命、愿景、發展目標、環境評估與分析等宏觀方面表述得越為清楚，層次越低的高校更重視年度工作計劃、重點工作確切方案等的制定。其中，民辦高校的規劃相對更完整，這些學校能夠很好地在規劃文本中將從宏觀考量到微觀落實的各個環節落到紙面上，基本各項得分都高于平均分值。可見，民辦高校在辦學過程中，因更明晰的權責關系，其運作模式或更近似于企業，戰略規劃模式也更近似于企業。

　　高校會采取措施促進規劃的落實，比較重要的是將資源分配、人事考評與規劃落實掛鉤。在這方面，不同層次和歸屬的學校表現出顯著的差異：211本科非常重視資源分配與規劃相結合；專科學校非常重視規劃與人事考評相結合；而非211本科的規劃則與人事考評或資源分配結合得都比較弱。在不同歸屬的學校中，部屬學校人事考評與規劃關系很小，規劃實施主要是通過與資源分配相結合；省市直屬學校規劃實施上人事和資源分配的支持力度都很弱；而民辦學校則非常重視規劃實施與人事考評和資源分配相結合。可見在規劃的落實上，211本科高校和部屬高校非常注重使用經濟手段；專科學校非常注重使用行政手段；民辦學校同時注重使用經濟手段和行政手段；非211本科高校和省市直屬高校在規劃與實施具體措施的結合上較弱。

　　關于對規劃落實情況的評估，受調查學校采取內部評估形式的占到52%，內外部評估相結合的占到32%。其中211本科以上學校采用內部評估形式的占到67%；學校層次越高，越容易采用內部方式評估，學校層次越低則更依賴外部評估力量。(中國人民大學課題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