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近歲末，詐騙案高發。湯唯被電話詐騙21萬元，被網友稱為“單純女神”，但事實上，不僅是女神，普通群眾也經常上當受騙。網絡詐騙、電話詐騙、移動互聯網詐騙愈演愈烈，此事也引起了人大代表們的關注。1月19日，參加省人大十二屆二次會議的代表們就多次提到網絡詐騙問題。

    問題一：

    七成網民曾遇網絡詐騙

    一個網絡遠程控制軟件，一個電話，廣州番禺一年輕女事主去年就被騙子用冒充公檢法的手法詐騙了2700多萬元，創了廣州市的被騙數額紀錄。而電話、網絡、移動互聯網詐騙每天都還在發生。

    提及網絡詐騙，省人大代表、騰訊主要創始人陳一丹深有感觸：“這個行業高速發展過程中，每天都會受到幾十萬黑客的攻擊，現在網絡詐騙形成了產業。他們會利用銀行、通訊、第三方支付之間的關系找到一些漏洞，然后用一些先進技術，比如木馬攻擊進行詐騙。調查顯示，全國有74%的網民——即四億多，過去半年曾受到過網絡詐騙。”

    而隨著移動互聯網興起，移動互聯網詐騙也隨即出現。陳一丹表示，現在移動互聯網跟手機信息、銀行信息和支付等捆綁，用戶信息一旦盜取會令他們產生巨大損失。而且由于獲取效益快速，使得網絡詐騙無處不在，甚至已經產業化，“今年是我們的‘移動互聯網掃黑年’，我們一直也在跟黑色產業鏈做斗爭”。

    問題二：

    網警無法行使執法權

    據省人大代表劉林了解，電信和網絡詐騙，已經導致深圳一年損失幾個億，而在全國，一年的損失更到達幾十個億。廣東、上海、北京、福建、海南、湖南等都是重災區。

    劉林提出：“對這種新型犯罪，是否危害性認識不足？在立法方面，是不是法律還沒跟上？在量刑、法理上是不是要重新梳理？”

    劉林同時提到，除了立法在加強外，公檢法各方面也要密切配合：“我覺得很奇怪，公安對于此類詐騙，報案是到網警，但網警又沒法行使執法權，只能通過下面派出所去執行抓捕團隊、凍結賬戶的工作，兩者的工作間可能會有脫節，導致效率低，銜接差。”

    問題三：

    數據被盜不算財物丟失？

    網絡信息資料的丟失到底算不算財物丟失？網絡數據被盜算不算財務被盜？這是省人大代表劉若鵬結合自己的親身經歷提出的問題。“簡單的例子，我們外網每天收到3萬多次嚴重的黑客攻擊，而且這些攻擊是具有非常明確的指向性，就是沖著經營數據、設計圖紙而來。但是遇到這種情況，投訴無門，因為這些網絡證據取證非常嚴，而且警方也不認。”

    最讓劉若鵬疑惑的是，如果是網絡數據丟失了的話，一般不被認為是丟了東西。丟了個杯子是丟失，但網絡非常重要的數據被竊取的話，不算丟失。偷錢是偷，但是偷個銀行卡密碼不算偷，因為不法分子還沒進入賬號里面去偷錢。要直到圖紙或者數據或者銀行卡密碼真正被使用了，侵害了個人利益后，才算被盜。“以前我們也發生過這樣的事情，也報過案，但最終得到的答復是，非常難辦。”

    為此，劉若鵬呼吁，在數字化時代，對這些網絡財產要重新做個清晰的界定。“至少對于網絡數據、銀行卡密碼、核心商業秘密經營數據等網絡數據和軟件的竊取要重新定義。”

    問題四：

    對信息泄露要狠狠打擊

    而在省人大代表邱晨看來，關于電話網絡詐騙，公安部門做了大量工作，但這種詐騙的源頭還是信息泄露。“以前手機有陌生的電話來電不接，現在連座機也不敢接。”邱晨表示，對于信息泄露方也要狠狠地打擊。

    “我也認為應該將運營商的責任考慮在內。”人大代表吳德的觀點和邱晨不謀而合。“要完善法律機制，包括運營商的問責，互聯網公司和運營商也要負一定的社會責任。”

    劉林則認為，電信和網絡部門為追逐利潤，為這種網絡詐騙提供了通道，如群發功能，還有企業400的客服電話，在企業審查不嚴的情況下，給不法分子鉆了空子，因此這些服務提供方也應該對消費者的損失負連帶責任。

    現場回應：

    對境外服務器手段不足

    對于代表們提出的問題，省人大代表、深圳市公安局局長劉慶生也坦言：“我們公安機關對待傳統意義的案件手段是充足了，遏制住犯罪勢頭，而現在最大的挑戰就是現代技術的案件。”

    劉慶生表示，公安機關本身加強協調、聯絡。“現在網絡詐騙處于比較高發比較強的態勢，之所以出現這種勢頭，最重要是因為服務器大多設置在境外，使得在破案上手段不足，涉及到若干重大的法律關系，需要一個過程。”

    不過，劉慶生強調：“公安機關始終把網絡詐騙當成及其重大的工作來對待，想了很多辦法。如短期內為了更好的服務社會，深圳公安機關專門設立了一個網站，凡是有不確定的匯款的內容，就登錄這個網站咨詢，會提供詐騙網站的信用咨詢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