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對電影“五朵金花”的好奇，我到了云南大理。一進白族的沙村，就看見一群嘻嘻哈哈的姑娘們在田里勞動，我大聲呼喚著：“請告訴我金花在那里？”這一間竟激起了一陳笑浪：“同志，你別找了，我們都是金花！”，我還來不及拿起畫筆，腦子里已涌出兩句詩："金花朵朵今何在，遍及蒼山洱海邊"。這種脫口而出的情況太多了，有時我真不知是先有畫意還是先有詩句；它們融在一體，難解難分。我不是詩人，不像詩人那樣嚴格地逐字推敲；當然我更討厭無病呻吟。多情與自作多情只一字之差，可相距卻十萬八千里。
我學作詩是受中學時代語文教師顧佛影先生(大漠詩人)的影響。他上課經常讓學生們與他一起吟唱他的詩作：“嘉陵江接長江水，長江一去三千里，到海不回頭，回頭即是愁……”全班同學與他一起搖頭恍腦，漸人詩境。從此我就對詩產生了興趣。有一次我的作文作業是用詩來表達我對時局的憂慮。當時上海對共產黨的傳說紛云，顧老師也用詩在我的作業后加批語：“延安豈是梁山泊，即是梁山何必怕……”，真是好老師呀；他在教詩，更在教人。從此，詩就伴隨著我的一生。從黃埔江畔到珠江之濱，浪跡臺島時也用幼稚但真切的詩句來傾吐對人生的感受。一九四九年冬在廣州寫的長詩《阿汪不歸》，幾乎是一字一淚，一氣呵成。我想如今養寵物的朋友，讀此詩一定會有共鳴；而對寵物下毒手的人，不知作何感想？我對母親的感清最深對母親的思念無法用畫筆來表達，唯有詩句。
畫完一幅畫，仍感到意猶未盡，怎么辦？唯有詩句。如《石魯像》的題詩：“……石公笑時我則哭！”使觀眾更深體會我作畫時的極度悲慟。
畫上題詩，也是一種表達藝術觀點的形式，如：“借鑒古洋尋我法，平生最忌食殘羹”，又如題畫回民像：“若要英雄傳本色，揮刀躍馬陜甘寧”，點出人物畫傳神之要領。
偶爾我也寫新詩，因為它可以自由地直抒感情，可以更貼近群眾。如我在訪尼泊爾時寫的《小魯娜》，它像講故事一樣樸素，不過是將故事詩化，我將長短句押韻，與合平厭的律詩一樣可以朗朗上口；我最滿意結尾的那句：“這不要緊，我就認你作‘中國爸爸’”它比古體詩讀起來更親切，更具現代感。
話又說回來，以上只是一個畫家對寫詩的體會，談不出什么詩的大道理，說白了，我最多是一個詩壇票友。通過大半個世紀我寫詩的實踐，深深體會到所謂 "詩情畫意"的不可分割性。還不只如此，我在一首論詩畫的詩中談到：“印、畫、書、詩融一體，大師自古是通才”，這個“融”，才是我國藝術所以能在世界上獨樹一幟的特色所在。（新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