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虛假債務‘奪走’的優(yōu)先受償權終于拿回來了，近2000萬元的工程款也有著落了，多虧檢察官火眼金睛，發(fā)現了他們通過打假官司逃債！”近日，某建設公司負責人拿著法院的再審判決書，激動地向四川省達州市通川區(qū)檢察院民事檢察部副主任鄭禮君說。這起歷經7年，由企業(yè)法定代表人伙同他人炮制上千萬元債務、逃避法院執(zhí)行的案件終于塵埃落定。
自造債主
企圖“合法”轉移財產
2015年1月，達州市某床墊廠的法定代表人雷某通過招投標與某建設公司簽下1565萬余元的施工合同，準備擴建廠房。沒想到，當年下半年，市場情況急轉直下，產品銷售受阻，廠子陷入了嚴重的資金周轉困境，雷某無力按約撥付工程進度款。
“再不付款，我們只能停工起訴！”面對建設公司多次催討工程進度款的窘境，雷某開始擔心如果被起訴，對方會申請執(zhí)行，那么生產車間等財產也將被查封處置。于是，雷某開始盤算如何應對可能到來的訴訟。
“在發(fā)包人未按約定支付工程價款時，承包人有權就其承建工程的價款，通過協議折價或請求法院拍賣的方式，優(yōu)先從折價款或拍賣所得價款中受償。”一次偶然的機會，雷某從他人口中得知這一信息后，便生出一個念頭——要是能在建設公司起訴之前就把生產車間提前“轉移”出去，日后就算被起訴，建設公司的優(yōu)先受償權也會落空，生產車間就無法被法院執(zhí)行。
于是，2016年1月，雷某串通孫某、符某、劉某虛構個人債務，以雷某名下床墊廠等公司為其個人借款提供擔保，向孫某、符某、劉某借款合計900余萬元，約定年利率為25%，之后又聯合孫某、符某、劉某精心偽造對賬結算協議、欠條等材料，準備向法院提起訴訟。一場“合法”轉移財產的騙局就此策劃完成。
施工未完
廠房已悄悄易主
2016年7月，通川區(qū)法院接連收到3份民間借貸糾紛起訴狀。孫某、符某、劉某分別起訴雷某及其名下床墊廠等公司，請求法院判令雷某償還借款本金及利息合計1539萬余元，并由其名下床墊廠等公司承擔連帶清償責任。立案7天后，原、被告順利達成調解協議，通川區(qū)法院出具3份民事調解書，確認雷某支付孫某、符某、劉某借款本金及利息合計1539萬余元，床墊廠等公司對雷某個人債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
調解書生效次日，孫某等3人立即申請強制執(zhí)行，隨后，在雷某的“默契配合”下，雙方迅速達成了“以物抵債”的執(zhí)行和解協議。2016年8月，通川區(qū)法院分別作出執(zhí)行裁定，將床墊廠部分在建的生產車間以1539萬余元進行“以物抵債”，抵償給了孫某、符某、劉某。
2016年12月，床墊廠生產車間擴建項目完工。經專業(yè)機構評估，該項目的建設工程款為1774萬元，停工損失費為156萬余元，合計1930萬余元。
2017年7月，因一直未能收到工程款，某建設公司向雷某及床墊廠等公司所在地的達川區(qū)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支付工程款及停工損失費。達川區(qū)法院經審理后作出判決，判令床墊廠支付某建設公司工程款、停工損失費共計1930萬余元，某建設公司對床墊廠生產車間的折價或者拍賣價款優(yōu)先受償。
執(zhí)行過程中，達川區(qū)法院查封了床墊廠的生產車間，但雷某隨即向達川區(qū)法院提交了3份“以物抵債”的執(zhí)行裁定書，致使某建設公司取得的勝訴判決無法執(zhí)行，近2000萬元債權淪為“紙上權利”。
調查核實
虛假訴訟浮出水面
2023年6月，某建設公司向通川區(qū)檢察院舉報雷某與孫某等3人通過虛增債務打“假官司”、經法院調解后快速達成“以物抵債”的方式，損害了其作為真實債權人的利益。
“大額現金支付卻無取錢、轉賬記錄，從立案到調解僅7天，雙方當事人之間在庭審中缺乏對抗，調解結案后快速‘以物抵債’……”在針對舉報內容展開初核時，通川區(qū)檢察院承辦檢察官鄭禮君發(fā)現了諸多反常細節(jié)。這些細節(jié)表明，被舉報的案件絕非普通的民間借貸糾紛案，很可能存在虛假訴訟情形，鄭禮君立即上報情況。通川區(qū)檢察院依職權啟動監(jiān)督程序。
鑒于案件涉及金額巨大、案情復雜，該院啟動一體化辦案機制，成立刑事檢察、民事檢察聯合辦案組，圍繞雷某與孫某、符某、劉某民間借貸糾紛案中的“借貸真實性”展開調查。
辦案組在調閱了審判、執(zhí)行卷宗后發(fā)現，庭審中，當事人對借款細節(jié)的陳述高度一致，對于一些具體場景的描述分毫不差，完全不符合常人的記憶規(guī)律，仿佛是提前排練好的“劇本”。
雷某與孫某等3人聲稱的1539萬余元借款本息究竟是否真實存在？孫某等3人這般“傾力相助”的背后到底藏著什么貓兒膩？帶著疑問，辦案組立即通過尋找相關證人、分析關聯案件，調取房產信息、工商登記信息及銀行流水等進行外圍排查，初步查明孫某系雷某名下公司的員工，劉某是雷某的多年好友，孫某和劉某都非普通債權人。
“從孫某、符某、劉某借款前后5年間在達州市各銀行的流水匯總金額來看，孫某明顯不具備出借能力，而劉某每次進行大額現金支付明顯不符合常理及交易習慣。”辦案組以異常現象為突破口，從“出借能力”和“資金流向”切入，通過分析當事人的職業(yè)類別、從業(yè)履歷、銀行流水等信息發(fā)現了更多疑點。
“所有的疑點單獨看或許存在偶然性，但疊加在一起，指向非常清晰——虛假訴訟。”辦案組討論該案時，鄭禮君的分析得到成員們的認同。但在接受辦案組詢問時，雷某、孫某、符某、劉某等4人口徑一致，堅稱“借款真實”“現金交付”。
“你作為床墊廠的會計，明知企業(yè)資金鏈斷裂，為何還要多次大額借款給老板？”“你說出借的200萬元是你家里多年的積蓄，可銀行流水顯示你從無任何大額取款記錄，這筆錢到底從何而來？”……面對辦案組的一連串提問，孫某沉默許久后，心理防線終于被突破：“其實根本沒有借款，我也拿不出這么多錢借給雷某，是雷某說只有通過這個辦法，才能保住廠子。”
隨后，劉某、符某、雷某也相繼供述，交代了偽造證據、進行虛假訴訟的經過。雷某坦言：“知道建設公司有優(yōu)先受償權，就想快速通過法院調解把財產轉移走。”
辦案組另外查明，雷某與孫某等3人簽訂的虛假對賬結算協議載明，他們約定的借款利率是按照年利率25%計算，3份民事調解書對此予以確認。而該利率已經超過了法律規(guī)定的最高年利率，調解協議內容違反了法律規(guī)定。
督促改判
撤銷原民事調解書
“在企業(yè)陷入債務危機的情況下，為逃避執(zhí)行，企業(yè)法定代表人雷某與孫某等3人惡意串通，虛構債權債務關系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騙取民事調解書并申請強制執(zhí)行，參與分配企業(yè)財產，嚴重擾亂了司法秩序，侵害了社會公共利益和其他債權人的合法權益。”鄭禮君告訴記者。
2024年3月，通川區(qū)檢察院以該案系虛假訴訟、案涉民事調解書損害社會公共利益和其他債權人合法權益為由，向法院提出再審檢察建議，并針對法院就存在違反法律規(guī)定內容的調解協議出具民事調解書這一違法情形，向法院提出檢察建議，促其依法糾正。同時，鑒于雷某等4人涉嫌虛假訴訟罪，該院將相關線索移送公安機關。
2024年6月，通川區(qū)法院啟動再審程序，經審理后作出3份再審判決，判決撤銷了3份原民事調解書，駁回孫某、符某、劉某的訴訟請求，并書面回復全部采納檢察監(jiān)督意見。
今年3月，達州市公安局通川區(qū)分局對雷某等4人以涉嫌虛假訴訟罪立案偵查，并于今年5月將該案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通川區(qū)檢察院查明，雷某等4人通過虛假訴訟轉移財產、逃避執(zhí)行的相關證據確實、充分，遂以涉嫌虛假訴訟罪對雷某等4人提起公訴。目前，相關案件正在進一步審理中。
■檢察官說法
以虛假訴訟逃債終難得逞
本案當事人炮制的虛假訴訟，將司法程序異化為“逃債工具”，披著“合法”的外衣，以虛構法律關系、偽造證據為手段，表面上遵循立案、調解、執(zhí)行的法定流程，實則是對司法權威的公然挑釁，是對公平正義的嚴重踐踏。這種行為不僅會直接導致真實債權人的合法權益“懸空”，更透支社會對司法的信任：當本應守護正義的民事調解書、執(zhí)行裁定書，淪為被執(zhí)行人轉移財產的“合法憑證”，司法公信力的基石便會遭到侵蝕。
本案的突破口，正是那些經不起推敲的反常細節(jié)：普通員工孫某月收入僅5000余元，卻聲稱能拿出數百萬元現金出借；大額借貸全憑口頭陳述和欠條，無一筆銀行轉賬記錄；庭審中，雙方當事人零對抗、調解協議在一周內迅速達成。檢察機關正是抓住這些疑點，通過調取銀行流水、核查不動產信息，摸清當事人經濟狀況，再以交叉質證突破涉案人員心理防線，最終還原了從虛構債務，到騙取調解書再到申請執(zhí)行轉移資產的騙局全貌，通過制發(fā)再審檢察建議，成功推動法院撤銷原調解書。同時，將涉嫌犯罪人員移送公安機關追究刑事責任。
以虛假訴訟逃債終難得逞。本案也警示社會公眾，虛假訴訟絕非簡單的“幫忙”，切勿因人情或小利隨意簽署空白文書、參與虛假借貸，一旦淪為虛假訴訟的“工具人”，不僅會留下信用污點，還可能承擔刑事責任。
（四川省達州市通川區(qū)檢察院 鄭禮君）
來源：檢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