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文明根性特別策劃之六：吳根友：“天人合一”觀念何以塑造了今天的中華文明？
中新社北京1月9日電 題：吳根友：“天人合一”觀念何以塑造了今天的中華文明？
——專訪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吳根友
中新社記者 史元豐 羅海兵
自古以來，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人類要處理的三大重要關系之一。梁漱溟曾論及關于人的三大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人際關系，以及人己關系。但現代生態危機暴發之前，人與自然的關系并未引起人們的足夠重視。
從歷史角度看，人類文明的發展就是逐步認識自然、改造自然和建構自然的過程。在中國，“天人合一”的自然觀占主導地位，倡導人與自然的和諧共存，主張敬畏自然、順應自然。
近日，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教授、武漢大學文明對話高等研究院院長吳根友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闡述為什么說中國對于人與自然的認知，塑造了今天中華文明的根性與底色。
中新社記者：“天人合一”作為中國哲學最為重要的思想之一，儒、道、釋等諸家各有闡述，您認為什么是“天人合一”？今天是否有新的闡釋？
吳根友：我們今天理解的“天人合一”思想，其主要意思是指人要遵循大自然的規律，去使用自然的資源。它實際上包含著兩個方面的內容，其一是“以人合天”，即人被動地適應、遵循自然法則，這主要是指游牧、農業文明時代的“天人合一”。其二是“以天合人”，即充分地利用自然規律來為人的更好生存服務。在馬克思主義的哲學中，“天人合一”思想實際有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自然的人化，即按照人的意志來改造自然，利用自然資源，以服務人的需求。第二階段是人化的自然，即人全面地遵循自然的法則來改造自然，像今天中國政府倡導的綠色、生態、可循環地利用自然資源，造福人類，便是朝向“人化的自然”方向發展。
2021年10月，航拍京杭大運河蘇州楓橋景區。中新社記者 毛建軍 攝我們今天大力提倡的“天人合一”的觀念，雖然與中國傳統的“天人合一”思想相關，但主要是在“以天合人”的意義講人與自然的關系。它是在充分利用、并不斷開發新的綠色科技，以使人類在合乎生態要求的前提下，充分利用自然資源，不斷提升人類的生活品質。因此，提倡“天人合一”并不是完全聽任自然的盲目力量驅使，而是在生態科學的思維下充分利用自然規律，大力發展綠色科技，以提升全人類的生活品質與生命質量。
2021年10月，養殖戶在安徽省合肥市廬江縣白湖鎮“漁光互補”光伏發電站水面放養白鴨。近年來，廬江縣白湖鎮采取“水上光伏發電、水面放養蛋鴨、水下養殖魚蝦”等多元立體方式，實現經濟、生態效益雙豐收。中新社發 王閩 攝中新社記者：中國既有對于人與自然的認知，又講“學以成人”，古希臘哲學中也有“know thou-self”的表述。西方有無哲學思想可以對照中國的“天人合一”？
吳根友：就漫長的西方哲學史而言，西方當然也有零星的尊重自然的思想觀念，但從整體上看沒有與中國“天人合一”相似的思想。尤其缺乏在整體上將“自然之天”比擬為一種有靈性的、富有剛健與包容美德的存在。這主要是由其哲學、宗教、現代資本主義生產—生活方式決定的。
古希臘哲學雖然很豐富，但自然之天并未成為人類要效法的對象，而是需要征服的對象。中世紀基督一千五百余年的思想傳統，完全籠罩在神學的氛圍之中，自然，以及人類生活中自然的血緣關系，都被人神關系所改造而成為附屬性或第二性的東西。十七、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中，自然狀態成為大多數哲學家需要加以否定的野蠻、原始狀態，盧梭雖然有限度地肯定了自然狀態高于文明進程中的私有制之惡，認為自然狀態中人有自由，但他并不認為自然狀態是人類需要保持的理想狀態，明確地指出自然狀態下的自由也會很快因為暴力而喪失。作為后現代思想潮流的一部分，當代西方的各種生態主義哲學與綠色環保組織，有較為系統且激進的尊重自然的觀念，甚至提出“動物權”的觀念，但就其思想的現實性與真理性而言，基本上未能超出馬克思、恩格斯當年提出的“人化的自然”觀念。
如果硬要在西方找到一種與“天人合一”相對應的觀念，我個人認為就是馬克思、恩格斯當年提出的“人化的自然”觀念。
中新社記者：如放在整個宇宙的背景下看待人類的處境，天、地、人相互聯系，是否超越了地域界限，這能否啟迪人類作為宇宙進程中的積極參與者，肩負關懷自然的責任？
吳根友：這個問題比較復雜。簡明地講，可能有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一種認為人類在大自然中太渺小，我們干脆放棄對自然規律的認識。另一種應該是我們必須提倡的積極態度，即人類通過知識的積累，不斷地探索自然界的規律，然后利用自然規律，從而為人類的恒久存在擔負起對自然環境的保護工作。
2017年4月， “世界地球日 共賞流星雨”活動在金山嶺長城旅游區舉行。中新社發 王俊峰 攝傳統中國的儒家思想將人看作是“天地之心”，提倡人類在宇宙中要“參天地、贊化育”，以一種積極的態度融入宇宙的洪流之中。宋儒陸九淵、明儒王陽明都將宇宙之間的事情看作是我們每個人的份內事情，的確有一種對自然的責任意識。而宋明儒共享的“萬物一體”、民胞物與的“一體之仁”觀念，可以視之為“天人合一”思想體系中的宇宙倫理學。這種倫理學如果經過現代的轉化與改造，或許可以變成全球化時代人類共享的倫理情懷。實際上，人對宇宙萬物的責任，即是我們自己對自己的責任。地球沒有意識，它并不在意有沒有人、生物在她的地表或地底，也不在意是否脫離太陽系軌道。人類如果不關懷地球的生態環境，其直接的惡果是人類將無法在地球表面生存下去。開發外太空，移民到其它星球，在可見的未來對于人類而言還只能是一個夢想。
2021年9月的夜晚，人們在貴州天柱石洞鎮柳寨梯田觀賞星空美景。中新社記者 瞿宏倫 攝中新社記者：西方啟蒙所代表的基本價值與儒家的核心價值是否存在共性？世界各種不同的精神文明能否一起形成對話的文明？
吳根友：西方啟蒙運動以來發展出的諸基本價值中，除了抽象的人權觀念，基于原子論基礎上的個人自由觀念之外，其他的平等、博愛、公平、正義等價值觀念，不僅與儒家的核心價值有基本的共性，而且可以相互補充，進而可以豐富現代人類的精神世界。簡潔地講，啟蒙運動發展出的價值有三個方面可以與儒家的價值共通共存。
其一，啟蒙運動針對基督教神學與教會蔑視真實的人類存在狀況而發展出的人本主義或曰人文主義，與儒家的古典人文主義或民本思想，有著高度的共通性。
2021年7月，雨后的河南安陽殷墟景區。中新社記者 張暢 攝其二，啟蒙運動提倡知識理性與科學技術對于人類幸福與生活改善的意義，相信大自然有自己的內在秩序。這一點與儒家遵循自然節候與規則，敬鬼神而遠之，提倡倫理理性等核心思想有著高度的共通性。
其三，啟蒙運動提倡尊重個性、人人平等的思想，在儒家思想中也有“匹夫不可奪志”“誰非黃帝之子孫”等尊重個人意志與民胞物與的平等精神。啟蒙運動尊重個人的財產權思想，在漢唐直到明清的法律條文中，均有明文規定個人財產不可侵奪。只是沒有“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這一非常強勢的現代資產階級的法律表述。雖然，啟蒙運動發展出的人權概念、自由的觀念，是對人類文明的一種貢獻，但這些思想的萌芽狀態在儒家尊重人的道德尊嚴、道家重視個人思想偏好的諸傳統中，可以找到其初始狀態，并能相互補充的。人權如果不與人的社會責任、義務的觀念相配合，自由如果不與人道德的向善與向上努力結合在一起，都會產生不良的社會后果。
就人類各大文明都能接受的“金規則”而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基本要求，是人類各大文明相互交流、對話的基礎。
中新社記者：中國對于人與自然的認知，是否塑造了今天中華文明的根性與底色？
吳根友：這是一個好問題！的確如此，傳統中國對于人與自然，特別人與自然關系的認知，塑造了中華文明的根性與底色。概略地講，大體上可以從三個方面來說明這一問題。
其一，古典中國從西周開始就發展出了“民本”思想。落后的“小邦周”戰勝當時的文明大國商王朝，靠的就是先進的“重視民命”的政治觀念。西周早期政治文明發展出的“以德配天”的思想，其核心內容就是要求統治集團的核心人物要像上天一樣的庇護下民。“敬德保民”是“小邦周戰勝大國殷”的先進政治思想武器。
其二，《尚書·洪范》篇中對水火木金土“五行”性質與法則的認識、對于雨旸燠寒風等自然天象(庶征)與農業、畜牧業關系的認識，以及《禮記》中反復提到的古代山林官員，要求在適當的季節打獵、砍伐樹木等，都共同體現了中國古代哲人在游牧與農業文明并行的時代里，較早形成了遵循自然法則的理性思想。
其三，就人與自然的關系而言，大禹治水的成功，使得上古中國先賢在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時，既采取與自然作合理斗爭的態度，同時又努力尋找自然的法則，順著自然的法則去掌控自然。大禹成功的治水，實際上既繼承了他父親鯀筑堤攔水的思路與技術，又發展出疏導水流，使得水順著向下的自然屬性流向低洼地方的新方法。這一處理大洪水的成功經驗應用到人類社會的政治治理上來，就是用系統的禮樂制度來約束人性中的情與欲，同時又用詩樂的藝術形式來陶冶人的性情，實際上也是約束(堵水)與疏導相結合的方法。
位于浙江紹興的大禹像。中新社發 張亮宗 攝要而言之，在與自然界打交道，以及人類自身的經驗生活中所逐漸形成的世俗理性態度，努力協調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相生相克的關系，神道設教，敬鬼神而遠之，以慎終追遠的歷史理性引導人民上對得起列祖列宗，下給子孫后代留有生存與發展的空間。在“天人合一”思想基座之上，塑造出中華文明具有鮮明的責任與擔當意識，充滿著萬物一體，民胞物與的倫理情懷。(完)
受訪者簡介：
吳根友，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前院長，現為武漢大學文明對話高等研究院院長，人文學部學術委員會主任，教育部重點人文基地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國際儒學聯合會理事，中國哲學史學會副會長，哈佛大學訪問學者。主編《比較哲學與比較文化論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