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的車檢改革，規定自9月1日起，車檢大權將從政府轉交給市場。非營運轎車在六年內免檢，公安等政府部門退出車檢機構，市場機構取而代之。

　　車檢是塊香餑餑，權力尋租明顯。過密的車檢，讓車主付出了心不甘情不愿的時間成本和金錢成本，換來的卻是質量低下的服務，以及無法界定是否必要的“必要性”。這種因管制而犧牲的效率和服務，在國內還有很多。

　　簡政放權，就是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預程度，就是給市場、社會和個人松綁，讓他們獲得自由。簡政放權之所以難，在于讓利。觸及利益比觸及靈魂還難，并不只隨便說說。對于很多既得利益部門，別說斷腕了，斷個手指頭都不干。

　　去年以來，簡政放權絕對不是走形式，無論是企業注冊資本制度的改革，還是國務院連續下放和取消審批權限，都讓簡政放權成為實實在在的干貨。只是，需要簡政放權的地方實在太多，每一次簡政上的突破，每一次放權上的破冰，都讓人們“得隴望蜀”，期待更大的驚喜。但是自我削權這種事，擠牙膏已是屬于不易，全線鋪開的事情可以想，但在現實世界有困難。在改革初期，改革在很多地方實現不可逆的突破，在于改革速度飛快，舊的既得利益部門還未反應過來，新的改革受益階層已經壯大，特別是在農村的改革，有一種摧枯拉朽般的感覺，人民公社連聲道別還沒說，歷史帷幕就已拉上了。在改革開放后的第36個年頭，權力已從市場管制和尋租中獲得好處，部門利益化和權力部門化的現象日益嚴重，使得改革真可謂是攻堅克難，一塊一塊啃硬骨頭，而難以速戰速決。

　　市場化的改革，有時候遭遇的不僅僅是強勢群體的抵制，一些弱勢群體也在與市場化改革進行拉鋸戰。很多媒體都報道過，在上世紀90年代與壟斷國企自愿解約的那部分職工，現在聚集起來無理由地要回來，對他們而言，契約精神是奢侈品，小鬧小解決，大鬧大解決，不鬧不解決。還有一些企事業單位，把一些有油水的部門，比如食堂，交給市場運作，也會遭到職工的搗亂，因為在那些有油水的部門里，多是安插進去的自家親戚。再有，前段時間一國企嘗試著改變職工的世襲制，也就是父母退休、子女接班的制度，結果，數千職工聚集起來抗議改變子女包分配政策。這一嘗試可能也就不了了之了。

　　讓市場說話，承受著來自強勢群體和弱勢群體兩個方面的壓力，他們共同之處在于希望保持利益的固化，盡管對于不同的群體而言，利益的量級可能是天上地下的差別。但是利益固化和競爭固化，是市場的兩種敵人，也是社會長治久安的兩種敵人。讓市場說話，天塌不下來，但戰略上的藐視，需要戰術上的重視來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