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剛剛過去的2013年，歐美監管機構加大了對銀行不當行為的處罰力度，罰款數額創歷史高位。其中，歐洲監管當局就銀行操縱Libor和Euribor等指標利率的行為，對6家銀行進行調查和處罰，罰款金額高達30億美元；美國監管部門的出手顯然更嚴厲，對違規銷售抵押支持證券、操縱利率等行為，總計開出400多億美元的罰單，摩根大通因違規出售抵押支持債券支付了創紀錄的130億美元和解費。

    國際金融危機之后，強化金融監管已成為全球共識。在過去幾年中，無論是在國際層面還是各國內部，銀行監管改革都取得了長足進展。監管機構在對銀行不當行為實施嚴厲懲罰之外，還致力于對長期基礎性制度的改進與完善。這在以下三個方面有明顯體現。

    首先，強化銀行監管制度，針對現行監管規則（即《巴塞爾協議》）在危機中暴露出來的缺陷進行全面調整；具體包括強化資本監管制度，加強了對高質量資本的要求；針對巴塞爾協議的順周期缺陷，增加了逆周期緩沖資本要求和杠桿率限制；引入流動性監管要求；對“大而不倒”的銀行制定與之對應的監管規則，除更高的資本監管標準外，還追加了“生前遺囑”等制度，以遏制大型銀行可能存在的道德風險。截至目前，美國主要的大型銀行都已根據《多德—弗蘭克法案》的要求，訂立了“生前遺囑”。

    其次，推進國際監管協調、加強對銀行跨境業務監管。利用不同國家監管制度的差異進行跨境套利，是次貸危機爆發并大規模傳遞的重要原因之一。2011年，以二十國集團為基礎成立的金融穩定委員會（FSB）專門發布了《增強國際金融監管協調的實際措施》，以推動各國間的協調合作。在過去一段時間中，各國監管機構在跨境業務監管權限歸屬、信息共享以及政策一致性方面，取得了較大的進展。

    第三，改革監管架構。危機之初，美聯儲前主席保羅·沃爾克曾提出分拆傳統銀行業務和投資銀行業務的建議，但2013年12月10日通過的“沃爾克規則”最終版本比預期寬松了很多，部分自營業務如做市交易、特定的代客交易等仍被允許。這對高度依賴金融市場交易的大型銀行來說，影響不可小覷。

    總體上看，監管趨緊將對國際銀行業的長期發展影響巨大。未來一段時間內，其效應將愈發明顯。但也應看到，監管強化與市場創新之間永遠存在此消彼長的關聯。監管者的出發點在于，通過加強監管來引導銀行的業務結構重回傳統軌道，進而降低風險；但站在銀行的立場上，如果金融創新的成本低于業務模式調整所帶來的利益損失，更可能的選擇是創造新的金融工具和交易策略，來規避監管要求，而非痛苦的轉型調整。從過往的經驗看，對于繁雜但僵化的監管措施，銀行應有足夠的應對能力，這或許也預示著下一輪金融創新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