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但是人們也會覺得這十幾個委員分屬于不同的行業，還有各自的工作，那么在這樣的一種情況下怎么能夠有效地履行自己的監督職責呢？

　　王永：其實大家會覺得好像我們半年才開一次會，那么溝通是不是太少了，其實我給大家做一個情況的介紹大家就明白了，我們現在每天，我們的郵箱里面可能會收到討論的郵件，可能最多的時候可能達到幾十封，怎么做呢？一個委員有一件事情，有一件事情需要討論的話，他通過郵件發給各位委員，一個群主，發完以后，每個郵件，每個委員，我們要求是每個委員回復的時候，都是同時抄送給其他所有的委員，也就是說我們在郵件里討論的所有的問題，其他委員理論上也是都能看到的。

　　記者：但是人們也會有這樣的質疑，比如說在紅會這些賬務上的這些專業問題，對于你們每個委員來講可能并不是自己的專業所長。

　　王永：兩點，第一點大家知道劉姝威委員是非常資深的財務專家，著名的藍田案就是她給弄出來的，第二點我們除了劉姝威委員之外，我們還有權力去聘請第三方獨立的審計或者是調查機構。

　　記者：但是聘請第三方是需要費用的，你們這些委員要運作也是需要費用的。

　　王永：第三方調查的費用這些都是應該從紅會的行政費用里面列支，那么為了避免所謂的用錢就是財務的不自由導致我們別人會質疑我們監督結果的不自由，我們有一位委員還專門向社監委捐了一筆錢，這個錢現在就目前來看的進度來看，它至少夠我們用一到兩年，也就是說按照我們的章程是，紅會應該承擔我們的辦公費用，而現實的情況是，我們沒有花紅會的一分錢。

　　解說：事實上，在此次四川雅安地震中，中國紅十字會依然是慈善救援的主力，然而這是與公眾強烈的不信任并存的，更多的人是因為對災區的愛心而選擇了繼續捐款捐物，而并不是對于紅會的完全信任。而對于成立只有一年多時間的的社會監督委員會來說，能否真正有效的監督紅會、制約紅會，成為公眾最關切的疑問。

　　記者：但是對你們而言的話，如果說要監督紅會的一些具體的賬目的問題的話，你們有什么樣的一種強制的權利來約束他們呢？如果說對方可以拒絕或者說不配合的情況下。

　　王永：我覺得你說的這個問題也是很多公眾所關心的問題，我們到底有什么權利？我想跟大家講一下我們的幾個權利，也是按照我們的章程來講的幾個權利，首先我們是可以列席紅會的所有的會議，無論它什么級別的會議，包括他的執委會，我們都是可以列席的，它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這是第一。第二，紅會社監委是可以直接給紅會的任何一個人直接溝通，而不需要通過任何的中介，第三個就是紅會所有的資料包括文件，包括這個保密的也好，不保密的也好，所有的檔案資料我們都是有權調閱的，還有一點，第四點，社監委成立以來，紅會所出臺的重要的文件、重要的政策方針都需要通過社監委的批準，那么實際上我們非常清楚地知道，如果紅會不配合的話，社監委其實是比較難以發揮作用的。

　　記者：為什么這么說？

　　王永：就像你剛才所講的那樣，如果紅會他不自身的內部規定說所有的質詢你必須要回應，所有的電話你必須要接，所有的這個會議你必須開放的話，那在內部會受到很大的阻力，這一點我覺得大家應該可以想象得到。正因為紅會有了這個勇氣，說自己把監督的力量找上來，叫自找監督，也正是因為有這種勇氣，所以我們這些監督委員會的成員才有積極性來參與這個監督的工作，如果當我們有一天我們發現，我們的所謂的社會監督委員會只是一個擺設或者傀儡的話，我估計所有的人都會退出，都會選擇退出，所以你剛才講我們的這種監督有沒有強制性，我可以很明確地說，我們沒有強制性，但是我們有一招，就是說我們可以選擇退出，如果我們選擇退出的話，我相信可能對紅會是一個致命的打擊，因為你找來的監督委員會，人家都不監督你，都退出了，那對你的打擊可能是，可能比別的打擊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