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腐敗高官免死路線圖——億元巨貪李培英能否免死

　　首都機場原董事長李培英，因涉嫌貪污8250萬元，受賄2661.44萬元，涉案數額總計1.09億元，一審被濟南中院判處死刑。3月17日，山東省高院二審在濟南開庭。

　　為免死，李培英開始檢舉揭發他人的違法犯罪行為，走立功減刑的路子。這與蘇州市原副市長姜人杰受賄案如出一轍，兩人涉案金額都超億元，一審都是死刑，二審唯一目的就是希望免死。

　　□《民主與法制時報》記者 宋 偉 蔡俊杰

　　“首都機場原董事長李培英貪污、受賄案，是根據最高法院的指定管轄決定，一審在濟南中院，二審是山東省高院。”3月25日，山東省高級法院一位法官對記者說，“李培英是正廳級干部，但最高法院是按照副部級以上干部來對待的，因為按照慣例，只有副部級以上官員的犯罪案件，最高法院才會作出指定管轄決定。”

　　這位法官舉例說，李培英關押在公安部直屬的秦城監獄，這也是副部級以上官員犯罪后才“享有”的一個“特權”。

　　犯罪地法院管轄是刑訴法確定的刑事案件管轄的基本原則，只有在特殊情況下，才會啟動“異地審判”。首都機場在北京，按照屬地管轄原則，李培英涉嫌職務犯罪，作為廳級官員，應在北京接受審判。

　　“一審判處死刑后，為免死，李培英已經開始檢舉揭發他人，走立功減刑的路子。此前，李培英‘如實供認犯罪事實，認罪態度較好，并積極退繳贓款’沒有免死，現在立功可能是唯一的希望了。這與蘇州市副市長姜人杰如出一轍，兩人涉案金額都超億元，一審都是死刑，二審唯一目的就是希望免死。” 一位法官介紹說。

　　“二審已經開過一次庭了，再開庭就是宣判了。二審是否維持一審的死刑結果，目前審委會還沒有研究。”山東高院的法官告訴記者，“免死是李培英的最大愿望，當然也是法庭辯論的焦點。”

　　此前，3月17日上午8時30分，李培英貪污、受賄案件在山東高院二審開庭。

　　“我沒有否認自己罪行的意思，但法院對我的自首、主動退贓等情節均不予認可，這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李培英在二審法庭上宣讀上訴書時說，“為了不使首都機場受損失，我曾經使用家族的錢為一個外商老板欠首都機場的一億元債務代為償還，這個老板已經成為我的最大債務人。但一審判決仍然要認定我收受了他的500萬元賄賂，有這樣傻的受賄人嗎？”

　　上訴書是打印稿，共計兩頁，李培英念起來語速較慢：“我對我的罪行深惡痛絕，覺得無論怎么判我都認了，誰讓我辜負了黨和國家的信任呢！但辦案機關的承諾完全沒有兌現，導致一審判我死刑，這是我不能接受的。指控我貪污8250萬元判死緩，受賄2661.44萬元判死刑，這在法律上也是沒有先例的。一審判決書將我描繪成沒有任何正面意義的人，這樣極好或者極壞的判決書本身就是不客觀的。一審判決認定我的受賄行為給首都機場帶來了巨大損失，但并沒有對這一損失產生的時間、原因以及是哪一項業務當中的損失進行審理，我不知道這樣的判決來自何處。”

　　按照李培英的說法，辦案人員曾對其承諾“法內開恩”，不判死刑。

　　宣讀完上訴書，法庭進入訊問和發問階段。與一審開庭時基本相同，因為對事實部分基本沒有異議，而是對定性有異議，所以法庭很快進入了辯論階段。由于李培英一審被判處死刑，其辯護律師在二審法庭上主要是圍繞“保住李培英一命”而極力辯護，激烈抗辯一直進行到當日中午12時許。法庭上，李培英認為一審以受賄罪判處其死刑太重，請求二審改判。

　　兩位辯護律師均來自北京，針對一審法院在判處李培英死刑時的“說辭”——李培英受賄數額特別巨大，具有索賄情節，給國家造成特別重大經濟損失展開辯論：李培英被指控的犯罪行為并沒有給首都機場帶來經濟損失，因為其貪污罪名所涉款項都以撤資等形式收回首都機場的賬上，而且受賄行為也沒有給首都機場帶來損失。同時，李培英為首都機場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認罪態度較好，主動交代受賄事實，有自首情節，不屬于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不應該被判決死刑立即執行。

　　庭審結束時，審判長宣布“法庭擇日宣判”。

　　李培英的一審判決是濟南中院2月10日作出的，認定李培英犯貪污罪和受賄罪。其中，貪污8250萬元，但鑒于貪污贓款已全部退繳，對其處死緩；受賄2661.44萬元，判處死刑。數罪并罰，一審判決死刑。李培英不服，于2月19日向山東高院提起上訴。

　　審計署“死盯”首都機場

　　李培英案發源于審計署的審計。辦公地點設在交通運輸部的審計署交通運輸審計局，是審計署的派出機構，負責對鐵道部、交通運輸部、民航總局及其在京下屬單位審計監督。

　　2007年1月，交通運輸審計局對首都機場進行工作審計，結果令人吃驚：首都機場竟然違反基建程序邊設計、邊施工、邊報批，超規模建設達80多億元，并存在低價變賣在建工程以及挪用專項建設資金23億元的問題。審計署以《審計要情》的方式上報國務院，溫家寶總理親自批示進行查處。

　　同時，審計還發現，首都機場違規為中國華聞控股有限公司堵塞資金漏洞。這個問題的背景是，中國華聞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在收購上海新黃浦(集團)有限責任公司股權時，動用了8億元上海社保基金。上海社保案案發后，有關部門追繳社保基金，中國華聞投資控股有限公司面臨巨額資金漏洞，公司常務副總裁王政找到李培英，要李幫忙。于是，首都機場斥資11.2億元，收購了中國華聞投資控股有限公司的子公司華聞傳媒投資集團股份有限公司3億股份。

　　拿首都機場的11.2億元國有資產為違法犯罪行為“堵漏洞”，性質也相當嚴重。審計署以審計長信函方式上報國務院，溫家寶總理也作了批示。

　　總理兩次批示后，中紀委成立了302、314專案組進行調查，李培英案發。

　　今年2月19日，審計署審計長劉家義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辦的新聞發布會上說，首都機場總裁李培英案是審計署在日常審計中發現，報給領導批示后，由紀檢監察機關進一步查處的。對所有審計情況，我們將會以審計公告的方式向社會公布。

　　“認罪態度較好”

　　中紀委調查結束后，將案件移送最高檢，最高檢指定由山東省檢察院立案偵查。2008年1月30日，山東省檢察院反貪局以涉嫌受賄罪對李培英立案偵查并刑拘，2月4日逮捕。

　　“中紀委、審計署成立調查組對李培英涉嫌違紀違法問題進行調查后，李培英曾多次指使首都機場財務部總經理褚瑞增、下屬股份公司財務總監呂志鋒等人，與中國華聞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副總裁李中強、王磊等人串通，要求修改其個人侵吞8250萬元的基礎賬目，并訂立攻守同盟，企圖掩蓋事實真相，應對調查。”山東省檢察院一位辦案人員告訴記者說，“但被‘雙規’后，以及后來在偵查階段，李培英能夠如實供認犯罪事實，認罪態度較好，并積極退繳贓款。顯然，李培英想以此獲取從輕處罰。”

　　據這位檢察官介紹，李培英案發后，有關部門加大了辦案力度，在首都機場查辦了一批窩案、串案。譬如，首都機場財務部總經理褚瑞增、下屬股份公司財務總監呂志鋒涉嫌受賄案，由山東煙臺市檢察院偵查終結，目前正在審判階段。

　　李培英案的“突破口”是從中國華聞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常務副總王政那里打開的。審計時發現，首都機場有一筆巨額資金在王政那里，賬面顯示是15億元，是首都機場委托王政理財，后轉化為公司間的債權債務關系。在繼續追查這15億元的資金來源時，審計人員發現其中9億元是從首都機場的賬戶上轉過去的，6億元是從中國民族國際信托投資公司轉去的。而銀行賬戶顯示，中國民族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只通過銀行轉賬3.38億元，另外2.62億元來源不明。

　　經進一步審查，2.62億元的來龍去脈很快就清楚了。原來，首都機場在委托中國民族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理財時，投入了6億元資金，但股市風云變幻，最后只剩下3.38億元。后首都機場終止了與中國民族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的理財協議，轉而委托由王政控制的北京廣聯經濟開發有限公司理財，并要求北京廣聯經濟開發有限公司承擔2.62億元的虧損。另外首都機場再給北京廣聯經濟開發有限公司9億元理財資金，這樣李培英就與王政簽署了15億元的委托理財協議。而這2.62億元的虧空，被北京廣聯經濟開發有限公司以融資成本的方式予以平賬。

　　問題出在2.62億元的虧損當中。這個虧損是以“打包”方式出現的，就是中國民族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給首都機場理財時，共計出現了2.62億元的虧損，在細查每一筆虧損時，其中有8250萬元是被李培英分三次轉走的，并不是理財虧損。

　　李培英從6億元的委托理財資金中轉出的8250萬元，被濟南中院認定為貪污。

　　對這8250萬元資金，李培英作了如實供述。偵查機關認為，李培英能夠如實供認犯罪事實，認罪態度較好。據此，濟南中院一審以貪污罪判處李培英死緩。其死刑源于受賄罪。

　　積極退繳贓款

　　偵查機關認為，在受賄問題上，李培英主動交代了大部分犯罪事實。因為有關機關在對李培英采取相關措施前，雖然掌握了其主要貪污犯罪事實，但對受賄犯罪只掌握了一部分，大部分受賄犯罪事實是其主動交代的。

　　李培英的受賄犯罪集中在1995年1月至2003年11月。當時首都機場“錢太多了”，便成立了一個投資公司，目的是讓“錢生錢”。偵查機關認定，李培英先后11次收受陳小平、麥炳輝、胡和建、覃輝、蔡漢德、王政等7人財物共計2661.44萬元。

　　1994年7月，深圳市經濟協作發展公司總經理陳小平急需2000萬元資金，找到李培英幫忙。李培英安排首都機場財務處以“以存定貸”的方式，將首都機場的公款2000萬元借給陳小平，期限一年。到期后，陳小平除歸還本金外，還給首都機場利息63萬元，貸款服務費用192萬元，合計255萬元。其中的192萬元進入了機場小金庫。為此，李培英于1995年1月在深圳晶都酒店收受陳小平30萬元。

　　2000年9月，北京嘉利恒德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董事長胡和建，從首都國際機場拆借資金6000萬元用于房地產開發。2003年3月，胡和建通過香港匯豐銀行個人賬戶，匯給在美國讀書的李培英的兒子李慶10萬美元。

　　2002年6月至2003年9月，李培英接受卓京投資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長覃輝的請托，先后4次安排首都機場為其拆借了資金6.3億元。為表示感謝，2002年7月，覃輝匯給李培英在美國的兒子李慶100萬美元。2002年4月及2003年11月，李培英先后兩次向覃輝索要1040萬元，其中的1000萬元轉往香港用于償還賭債。

　　覃輝累計向李培英行賄1867.68萬元，占到李培英受賄總金額的70%。覃輝被坊間稱為“隱身富豪”，一度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人物。他出身于四川達縣一個普通家庭，中等身材，相貌英俊。覃輝最主要的發跡場所和顯赫的生意來自娛樂業——北京著名的“天上人間”夜總會，并借這一交際場，結交了大量高端人士。在2005年建設銀行原董事長張恩照案中，覃輝就是行賄人之一，并被檢察機關逮捕，后取保候審。經北京市一中院認定，2002年至2005年間，張恩照先后6次收受覃輝給予的賄賂款，總計6萬美元、20萬港元、10萬元人民幣。為此，張恩照給覃輝提供了6億元貸款幫助。

　　此外，李培英受賄案中還有一名“污點證人”蔡漢德。2002年5月至2004年8月，李培英接受香港繁榮投資有限公司負責人蔡漢德的請托，與繁榮公司簽訂最高額5億元的投資協議。李培英先后3次為繁榮公司及其合作公司從首都機場拆借資金共計9.5億元。李培英接受蔡漢德賄賂共計折合人民幣534.24萬元。目前，蔡漢德因涉嫌詐騙犯罪正被北京市公安局通緝。

　　對此，李培英曾辯護說，蔡漢德曾經欠首都機場1.025億元的債務，這筆債務后來被李培英動用家族的錢償還了，因此蔡漢德對李培英負有1.025億元的債務。由于蔡漢德和李培英之間有重大的利害關系，因此其指證的效力極低，蔡漢德完全可能是希望李培英被判重刑永遠不要出來，從而逃避自己對李培英家族的債務。

　　除了替別人償還首都機場的億元債務外，李培英家人還替李培英退贓6000多萬元，累計1.7億元左右。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被告人親屬主動為被告人退繳贓款應如何處理的批復》，被告人退贓較好的，可依法適用從寬處罰。據此，偵查機關認定，李培英積極退繳贓款。

　　與貪污8250萬元判處死緩不同，受賄2661.44萬元被判處了死刑。對此，李培英“不服”。

　　濟南中院在判決書的“說理”部分說，李培英替蔡漢德向首都機場還款1.025億元與李培英收受、索取蔡漢德賄賂的事實無關聯性，是兩個彼此獨立且系不同性質的行為，不能相互沖抵。

　　在量刑時，濟南中院說，李培英受賄數額特別巨大，具有索賄情節，給國家造成特別重大經濟損失，犯罪情節特別嚴重，雖具有近親屬代為退繳受賄贓款的情節，但不足以從輕處罰，應依法嚴懲。遂判處死刑。

　　能否免死還是未知數

　　針對“給國家造成重大經濟損失”的指控，李培英認為，他不僅沒有給首都機場造成損失，而且是“首都機場的功臣”——在擔任首都機場董事長期間，作出了很多重大決策，為提高首都機場的資產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譬如，機場成立時注冊資金是38個億，后來逐漸發展增加到50億元，現在首都機場自有資產達到了860多億元。曾經頂著他人的不同意見，收購了全國各地的一些機場。機場作為稀缺、不可再生資源，其升值潛力是巨大的。當時遭到眾多人的反對，但最終被一致認為是正確決策。

　　辯護人在法庭上則認為，李培英和一般的犯罪人不一樣，他不會為了損害單位的利益而受賄，并且為自己的工作失誤能夠主動承擔巨大責任。事實上，李培英確是理財高手，15億元的理財資金不僅足額返還首都機場，另外還有2.8億元的收益。因此，李培英對首都機場是忠誠的，他指令簽署的所有合同都沒有胳膊肘往外拐，幾乎都給單位贏得了超額利益。

　　但濟南中院認為，李培英是否在工作中有突出貢獻，不影響其應承擔的刑事責任，二者不能相互折抵。另外，李培英歸案后雖曾對其犯罪事實予以供認，但在審理過程中，李培英又推翻供述，所以對李培英有自首情節、認罪態度好的辯解不予采納。

　　因為檢舉揭發他人違法犯罪暫處于保密階段，李培英最終能否免于一死，還是一個未知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