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30年后，適應新的形勢，就會有一些新的要求、新的變化”。張燕生舉例說，2009年重慶成為引資的熱點地區。除了傳統的沿海地區比較吸引外資以外，現在外資開始看重中國中西部地區的投資前景。重慶大量吸引外資很大程度上與此因素有關，此次利用外資政策也是適應這個變化，鼓勵外資更多地走向中西部。

　　至于嚴格限制“兩高一資”和低水平、過剩產能擴張類項目等內容，張燕生認為，這不僅僅是跟我國的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促進產業結構調整的大背景聯系在一起，而且也是全球節能減排、發展低碳經濟的大勢所趨。就中國來講需要節能減排，這就需要國內的企業節能減排，而外資在中國投資也理所應當承擔減排的責任。

　　“這些政策變化也是全球性的，不只是為了切合中國的需要，全球都需要可持續發展。”張燕生表示，中國抑制“兩高一資”的政策并不是只針對外資企業，國內企業也一樣受限，實際上是一個公平的政策調整。

　　黃衛平解釋說，在改革開放的相當長時期內，中國在土地、勞動和資本三大要素中，最缺的是資本，“當時甚至是一些污染較大的企業也引進到中國，對維護勞工利益和環境保護缺乏足夠的重視。現在，在經濟發展由追求快轉向提高質量的情況下，一些口子肯定會收緊。他指出，這不是中國獨家個案，而是世界經濟向著更高水平發展的客觀需要。”

　　“現在，隨著政策的出臺，一些外資存在著被擠的可能，但這恰恰說明這些外資在污染環境上存在問題。”他告訴本刊記者，就中國現在的發展階段來看，高污染、高能耗的外資在國內不會有光明的前景，“這對已經規范的外資沒有太大影響，而那些有問題的外資、靠著超國民待遇活著的外資，可能有很大的生存壓力。”

　　“同一起跑線”是市場完善需要

　　9號文的另一著力點是創造更加公平、有序的競爭環境。而享受慣了超國民待遇的部分外資企業當然會一時不適應。黃衛平曾就此回應歐洲和美國駐京商會人士，“這不是要限制誰，而是把平臺搭得更大一點，取消超國民待遇也是希望大家在一個起跑線上競爭。這是中國完善市場經濟的舉措。”在其看來，“對于規范的跨國企業來說，其自身也明白，長期實行雙重標準是不可能的。”

　　張燕生進一步指出，過去我國對國企的稅收平均是30%左右，民企是20%左右，而外企平均下來是12%左右，如果在同一個行業經營的話，對于國企和民企來說是不公平的。從市場競爭原則來看，要市場化就需要進行調整。一些政策調整實際上是中國市場化的結果。

　　“現在有些企業會認為，你過去對我這么好，現在怎么不好了？難道為市場競爭創造公平條件不應該嗎？為什么外商投資企業在中國如此成熟的條件下，不能跟中國的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公平競爭呢？”張燕生強調，看待政策不能有偏頗。

　　例如，針對外界對政府采購的質疑，黃衛平指出，“美國的救市提出要買美國貨，英國的救市提出雇英國人，這些都和政府采購沒有什么兩樣。在此方面，外界對中國的看法存在著雙重標準。部分國家甚至到現在為止還不承認中國是一個市場經濟國家。”

　　“兩稅合一等政策進一步為企業公平競爭創造了條件，這是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也是中國市場化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趙晉平也表示，時至今日，中國經濟基本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市場主體也發生了變化，包括一些國有企業也通過改制、上市等方式實現重組以適應市場的需要，已經形成多元化的企業結構，公平競爭的呼聲也就越來越高漲，“這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