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以及第五輪人文交流高層磋商在北京舉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開幕詞中倡議“用長遠的戰略觀點來看待中美關系”。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是中美最重要的對話與溝通的機制，而所謂戰略性并不僅僅局限于安全領域，而是中美關系本身到了一個戰略高度，經濟對話、人文交流也應該從戰略的高度著手。

　　中美關系正在發生著根本性的轉變，中國的崛起與美國的戰略調整正在改變著世界格局，現在中國的影響力已經遍及全球。中國在美國主導的全球化框架之下崛起，這不能不說給美國帶來了戰略上的煩惱。與中國接近并規制中國的行為是美國冷戰后對華政策主線，這一政策的前提是中美實力對比依然懸殊，中國只是美國的追隨者。而金融危機之后，中美實力對比悄然發生變化，中國經濟總量最終超過美國只是時間的問題，雖然GDP并不是國家實力的唯一指標，但是意味著中國在財富積累方面將獲得更大的優勢，由財富到權力，這幾乎是近代世界大國崛起的必然邏輯。經濟，也就具有了戰略性，中美經濟合作除了需要達到互惠之外，還需要戰略協調。一般認為，經濟合作并非零和，但當兩國經濟合作具有了戰略性之后，零和的邏輯或者心理就會出現，因此，中美關系的核心是在戰略層面獲得共識，這也是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所具有的戰略價值所在。

　　此次中美對話的核心看點是中美投資協定是否會有突破，雙方已經進行了14輪談判，這也折射出中美經濟關系的微妙變化，即未來中美經濟關系將走向深度依賴，商品貨物的貿易或會得到一個臨界點，資本關系將變成中美經濟關系的核心。中國已經從資本匱乏的國家成為全球第三大投資來源國，也就是說，中國資本正在經歷一個全球化的過程。中國資本進入美國也是大勢所趨。美國的投資者需要保護，中國投資者也是如此，中國已經在上海自貿區推出了負面清單管理，對外資企業給予準入前國民待遇，值得一提的是，上海的經驗將是可復制的。建立成熟、法治的市場經濟體系也是中國經濟改革的核心目標，這一點上，中美之間并沒有根本的沖突。雙方在開放的步伐和領域方面將會有不同的意見，而開放倒逼改革也是中國最近三十多年來經濟增長奇跡的秘密之一。

　　除了中美投資協定之外，人民幣匯率又成為這次對話的重要內容，因最近一段時間來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處于下跌狀態，美國國內要求人民幣升值的聲音也變大，美國財長雅各布·盧就提出要促使中國加快人民幣升值的速度。壓人民幣升值幾乎成為美國的習慣性動作，但問題的關鍵在于，人民幣的均衡匯率水平何在？是由美國政府來制定的嗎？從貿易順差與GDP的比率來看，人民幣并沒有被低估。中國也不希望人民幣被低估，因為中國的外匯儲備總量已經遠遠超出正常需求，過多的外儲成為累贅，也是一種泡沫，為了消解這一難題，需要讓人民幣匯率與中國經濟發展水平相匹配。推動國內金融市場改革和匯率市場化已經進入日程表，但是人民幣匯率改革的速度應該由中國來掌控，中國已經將匯率波動幅度提高到2%，最近一段時間人民幣貶值與中國央行的關系并不大。這一點，雅各布·盧也是認賬的，即中國改革的方向是正確的。

　　人民幣匯率改革應該是中國主動的行為，也是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一環，最近以來，中國在人民幣結算中心方面進行了充分的布局，值得關注的是，紐約已經成為人民幣重要的離岸市場。即便美國政府不歡迎人民幣的國際化，市場也會作出明智的選擇。當中歐貨幣合作成績斐然的時候，中美貨幣合作也會提上日程，因為貨幣并不僅僅是個經濟問題，毋寧說是戰略問題。

　　中美經濟關系具有了戰略性，而中美軍事關系本身就是戰略性問題，習近平希望深化兩軍對話。中國海軍正在參加美國主導的環太平洋軍事演習，為兩軍的溝通提供了一個新的管道。從戰略上看，中美關系將更加均衡和平等，這是美國所不愿意看到的，美國總統奧巴馬在西點軍校的演講重申了美國的領導地位，但是中國則認為，“寬廣的太平洋有足夠的空間容納中美兩個大國。”領導權最終將成為中美關系的根本核心所在，簡單地說，領導權就是誰說了算的問題，而最終體現為國際制度上面。

　　中國在美國主導的國際制度體系之外推動了金磚國家開放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外匯儲備庫等多邊國際制度。這不僅關乎中美關系，也是新興國家與老牌強國之間的關系。以美國為主導的全球化存在著悖論：進入全球經濟體系，新興國家實現了經濟崛起，同時也要求自己的話語權，但是美國卻不愿意面對現實，IMF投票權的改革遲遲難以推進。

　　太平洋已經足夠遼闊，容納了中美兩國，但是在權力的舞臺上，美國是否愿意給中國留出一定的空間呢？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需要從長遠的、世界的高度看待中美關系，以及世界權力格局歷史性的變革。（孫興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