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就是拖延時間，晚上睡得很淺，經常驚醒，得時刻小心強拆。”高讓讓看守搬遷過去的東西，兒子高飛睡在老油坊里面。

　　眼看天氣一天天轉冷，政府工作人員經常來勸說高家簽字同意搬遷。據高飛說，甚至有人揚言要“堵路，斷你們的電”。一度，高飛生活在“明天強拆隊就要上門”的恐懼之中。

　　眼看回遷無望，老傳承人一家開始了艱難的維權。

　　高讓讓找到了長安區文體廣電局，希望他們能從非遺保護的角度，幫助他與區政府溝通。可等來的答復，卻是他們也“無能為力”。

　　“主管單位都幫不了我，那我該找誰？當時真覺得挺迷茫的。”高讓讓坦言。

　　作為灃峪口老油坊的主管及保護單位，長安區文體廣電局為何“緘默”？

　　“這兩年區政府在搞一個新農村建設的項目，老油坊所在的灃峪口村也屬于規劃的范圍內。具體如何規劃、如何建設，區政府已經交給區城建局操作，我們只是配合。另外，雖然老油坊已成功申報了非物質文化遺產，但是物權仍在灤鎮街道辦。”通過電話，長安區文體廣電局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員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

　　據這位工作人員透露，在傳承人和多位非遺保護專家的呼吁下，文體局曾向區政府和區城建局提出過意見。“但得到的答復是‘哪些該拆，哪些不該拆，我們心里有數’，從此，我們也不好管這事兒了。”

　　然而，在傅功振看來，雖然有困難，但長安區文體局沒有積極站出來為傳承人“撐腰”，實屬不該。“涉及到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問題，就應該由文化部門主導，其他部門配合。”

　　當地文化部門也提出過保留老油坊傳承人的開發方案。

　　這曾讓高飛曾一度看到一絲希望：“說真的，即使政府不愿意出錢，只要答應文物局或文化局的方案，我傾家蕩產也愿意修建。因為我喜歡這待了幾十年的老油坊。作為傳承人，我都要盡最大努力的，不為金錢，只為責任。”

　　學界如今比較認同的保護非遺文化的方式主要有三種：搶救性保護、整體性保護和生產性保護。

　　王智認為，老油坊能夠活態存在100多年，“生產性保護”最適于保護這一類項目，也最重要。“在該項目保護中如果過于強調博物館式的保護，而破壞原有的生產工具、生產環境，把傳承人和油坊分開，反而更有遺憾。這使以藝人為主的活態保護陷入被動。”

　　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專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劉魁立認為，如果油坊本身維持不下去，博物館才可以建。

　　“如果它是可以繼續生產的，搬到博物館顯然沒有意義。就像木雕作坊，它現在做得很好，告訴它，對不起，我們要對公眾開放，建成博物館，這是強制性的，當然不行。”劉魁立說。

　　可惜，這一切都不能實現了。

　　“目前看來，在我國，文化部門還是‘挺不起腰桿’。為什么？”傅功振說，“這說明《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法》還有缺陷，它僅僅是粗略的規定非物質文化遺產只有在保護的基礎上才能合理利用和開發。但具體該怎么落實？具體細則是什么？若在開發建設的過程中涉及到非遺項目，一定要經過非遺保護部門的審批，也應通過專家的論證。這些都要通過《非遺法》的保障實現。”

　　劉魁立強調，《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法》是一個行政法，“主要是規范政府行為的”。“頒布法律之后，最最重要的問題是嚴格執行?，F在很多地方并沒有貫徹這部法律，沒有關注非遺的真實性、傳承性，有時候會急于把非遺項目商業化。這還是對于這部法律的遵守不夠全面、徹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