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0日，最高法出臺一份意見，要求在危害生產安全的刑事案件審判中，嚴格控制緩刑、減刑和假釋。

　　去年全國各類事故34萬余起，死亡7.5萬余人，安全生產形勢嚴峻。由于刑法在涉及“重大責任事故罪”量刑中存有漏洞，未規定“什么是情節特別惡劣”，加上責任人常積極賠錢了事，所以審判中往往出現輕判，生產責任事故接連發生。

　　此次最高法出臺意見，強化事故責任的區分，提高緩刑適用的門檻，并強調要嚴懲事故背后的官員瀆職，以遏制安全生產責任事故的頻繁發生。

　　□本報記者 宋識徑 北京報道

　　1月17日，王榮利從北京趕回西安，這名研究中國企業家犯罪問題的律師，剛在京參加了一個相關主題的新聞發布會。他感覺到，國內的安全生產形勢很嚴峻。

　　此前，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簡稱國家安監總局)公布的一組數據，讓他憂心。

　　2011年，全國發生各類事故34萬余起，死亡7.5萬余人。

　　讓他更擔憂的是，國家安監總局的數據顯示，2011年全國生產事故案件中，追究處理4799人，其中移送司法機關追究刑事責任只有808人，其他責任人僅被給予黨紀政紀處分。

　　“生產安全刑事案件中，存在量刑過輕。”王榮利說，許多企業主獲得緩刑后，依然可以從事生產經營。

　　1月10日，最高法印發《關于進一步加強危害生產安全刑事案件審判工作的意見》(簡稱《意見》)，要求嚴格控制緩刑、減刑和假釋，避免負面影響。

　　《意見》指出，目前，忽視生產安全的現象仍然非常突出，相關案件處理不好，影響社會穩定。

　　緩刑濫觴之源

　　刑法在“重大責任事故罪”中未界定什么是“情節特別惡劣”，致使審判出現刑不當罪

　　北京大學刑法學教授劉守芬，專題研究過“重大責任事故”案件。她發現，刑法在這方面的設置，存在明顯不合理之處，致使一些判決量刑過輕，刑不當罪。

　　在她研究的63個重大責任事故案例中，“判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占58.9%，其中，有超過1/4的重大責任事故犯罪人被適用緩刑。

　　2006年，北京一工地的項目經理趙某，為趕工期，在明知工地上方有高壓線通過、施工存在安全隱患的情況下，仍安排工人施工，致使一工人被電擊死亡。

　　法院在判決書中稱，被告人趙某已構成重大責任事故罪，依法應予懲處。但鑒于被告人趙某自動投案，如實供述罪行，系自首，依法予以從輕處罰，一并考慮到被告人已賠償了被害人家屬的經濟損失，酌情予以從輕處罰并宣告緩刑。

　　2008年底，長沙一施工電梯墜落，導致18人死亡、1人重傷。7人被以“重大責任事故罪”判處有期徒刑，但有5人因為“具有自首情節或者認罪態度較好”被宣告緩刑。

　　劉守芬研究發現，緩刑適用率高，和刑法設置不合理有關。

　　刑法為1997年頒布，其中涉及生產安全的，主要是“重大責任事故罪”。

　　該罪有兩個量刑幅度，一條是，“發生重大傷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嚴重后果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另一條是，“情節特別惡劣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而對于什么案件屬于“情節特別惡劣”，什么案件又屬于“重大傷亡事故”，刑法未作規定，留給法官自由裁量。

　　而“重大傷亡事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又正好是符合緩刑適用的先決條件。

　　所以，法官裁量緩刑適用的空間很大。

　　“過失犯罪常被輕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