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光明日報8月24日的一組報道《誰能告訴我們曹操墓真相》后,我想從歷史文獻的角度,就“魏武王”的稱謂談幾點看法。

　　在沒有發(fā)現(xiàn)墓志和墓主印鑒的情況下,帶有刻銘“魏武王”字樣的四塊石牌和一件石枕無疑是確定河南安陽安豐鄉(xiāng)西高穴村東漢大墓為曹操高陵的關鍵性證據(jù),所以近來風起云涌的質疑者大都對準這

　　個目標猛烈開火。其實,“魏武王”的稱謂已經(jīng)多見于中古時期的歷史文獻,我們且看以下各例:

　　魏武王姿貌短小,神明英徹。(《太平御覽》卷三百七十八《人事部》一九引晉孫盛《魏氏春秋》,中華書局1960年影宋本,第二冊,第 1744 頁)

　　二十五年春正月,魏武王薨,嗣王丕即位,改元延康。(晉常璩《華陽國志》卷六,任乃強《華陽國志校補圖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76頁)

　　漢獻帝建安二十三年,禿鹙鳥集鄴宮文昌殿后池。明年,魏武王薨。(南朝宋沈約《宋書》卷三十二《五行志》,中華書局1974年版校點本,第三冊,第942頁;此文又見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卷二十八《五行志》,中華書局1974年版校點本,第三冊,第862頁;“魏武王”的稱謂又見《晉書》卷十六《律歷志》,第二冊,第480頁)

　　漢建安九年,魏武王于水口,下大枋木以成堰。(北魏酈道元《水經(jīng)注》卷九,王國維《水經(jīng)注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23頁;“魏武王”的稱謂又見《水經(jīng)注》卷十,同前,第348頁,卷二十三,同前,第740頁,卷二十六,同前,第856頁)

　　魏武王以禮送終之制,襲稱之數(shù),繁而無益,俗又過之。先自制送終衣服四篋,題識其上,春秋冬夏,曰有不諱,隨時以斂,金珥珠玉銅鐵之物,一不得送。(唐杜佑《通典》卷七十九《禮》三十九《沿革》三十九,中華書局1988年版校點本,第二冊,第2141頁;“魏武王”的稱謂又見《通典》卷五十一,同前,第1419頁,卷五十五,同前,第1558頁;卷六十四,同前,第1790頁;卷一百四十一,第四冊,第3598頁;卷一百七十八,第五冊,第4696頁、第4707頁和卷一百七十九,同前,第4743頁)

　　顯而易見,“魏武王”乃是當時的人們對曹操的一種流行稱謂。據(jù)《三國志·武帝紀》,建安十八年(213年)五月,“天子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jié)策命公為魏公”,建安二十一年(216年)五月,“天子進公爵為魏王”。曹操去世后,謚號武王,所以由魏公到魏王,再由魏王到魏武王,這種稱謂的變化是很自然的事,何必要等到曹丕稱帝后(公元220年10月)才能冠以“魏”字?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上引《通典》關于“先自制送終衣服四篋,題識其上”的記載,西高穴村東漢大墓出土的帶有刻銘的石牌和石枕恰好與此相吻合——它們準確地反映了曹操生前在預制送終衣服上的題寫行為(或許曹操題寫字樣是“魏王常所用……”?)《北堂書鈔》一百三十六引曹操《內(nèi)誡令》:“孤不好鮮飾嚴具,所用雜新皮韋笥,以黃韋緣中。遇亂無韋笥,乃作方竹嚴具,以帛衣粗布作里,此孤之平常所用也。”此文中的“所用”和“平常所用”,與出土石牌上的“常所用”如出一轍,這種情況絕非偶然。曹操于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春正月在洛陽病逝,二月丁卯,葬于高陵。魏武王的稱謂應當是在下葬前的一個多月內(nèi)由漢獻帝賜給的。因此,出土文物上“魏武王”這三個字,恰好是西高穴村東漢大墓為曹操高陵的鐵證。至于墓中發(fā)現(xiàn)了一些珍寶,確有違背墓主遺命之嫌,但作為太子的曹丕,給父王在墓中放一些相對珍貴的東西,也是合情合理的吧?

　　范子燁(作者為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據(jù)中新網(wǎng)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