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知識產權保護工作這兩年的變化尤為明顯。而且，有很多舉措正在悄悄落實。

　　近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強化知識產權保護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并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區各部門結合實際認真貫徹落實。在贏得社會各界普遍關注和廣泛贊許的同時，也有少數聲音懷疑這些措施能否最終落地，既定目標是否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實現。

　　首先需要強調的是，強化知識產權保護并非源于國際社會的壓力所致，而是中國經濟結構變化的內在要求。中國經濟在高速增長四十年后進入了新的階段，更加注重創新和質量的增長。

　　新形勢下，我國創新能力已經從以跟蹤為主，進入了跟跑、并跑、領跑“三跑并存”的新階段，迫切需要提高原始創新能力、知識產權質量和知識產權保護力度。因此，強化知識產權保護，是完善我國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最重要的內容，也是提高中國經濟競爭力的最大激勵。

　　以我多年的從業經驗和切身觀察，中國知識產權保護工作持續得到強化，這兩年的變化尤為明顯。而且，有很多舉措正在加速推進、逐步落實。中國知識產權保護力度被強化表現在如下三個方面：（1）法定賠償數額的提升；（2）訴前、訴中禁令的更易取得；（3）專利制度更加與國際接軌。

　　司法層面明確“誰來干”

　　2019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正式辦公，其專門審理涉技術及壟斷案件的上訴案件。

　　考慮到在過去幾年間設立的遍布中國主要經濟發展帶的知識產權法庭，以及設立在北京、上海和廣州的三個知識產權法院，中國已經基本形成了知識產權審判的專門法院體系。

　　與其他傳統案件審理的組織方式不同，在全新架構下，我們能感知到知識產權案件審理的質量提升、標準統一，及專業法律共同體的形成。與前述賠償數額提升、臨時禁令頒發的立法資源相配套，輔以技術調查、司法鑒定、證據保全、舉證責任分配與轉移、先行裁判制度的銜接，近期出現了一批值得關注、并超出中國法域影響力的案件，當事人在中國尋求知識產權救濟的熱情隨著保護效果的加強在持續提升。

　　當然，依然存在的問題是，北京、上海和廣州等經濟熱點地區的司法審判速度隨著案件量的井噴而有所減緩。但因專門負責上訴案件的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的存在，為統一審判標準奠定了基礎。

　　因此，此前出于對地方保護主義盛行的擔心，當事人更多選擇在北上廣解決爭議的方式開始發生變化，更多當事人和律師開始考慮在其他的知識產權法庭地區建立案件管轄。

　　此次《意見》重點提出解決權利人維權“周期長”，相信該問題能得到更充分的解決。

　　知識產權保護成為“剛需”

　　隨著中國在5G通訊、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與娛樂領域與先進國家的差距縮小，且有超越之勢，大量的高新企業在上述領域投入重金和人才參與競爭，也是看好中國的知識產權市場。

　　知識產權的法律服務市場也在醫藥化工、通訊、互聯網、數據及娛樂領域，呈現出越來越強的活力。

　　近年來，中國已成為世界主要的知識產權管轄區，已經有相當數量的外國公司之間的知識產權爭議選擇在中國開啟。

　　例如，高通公司與蘋果公司在北京、福州一系列知識產權爭議，又例如無線未來科技公司選擇在南京起訴索尼公司。這既有中國的市場體量和貿易融合的因素，也與中國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不斷加強有密切關系。

　　知識產權是現代各國特別是創新型國家的戰略選擇，中國也毫不例外。知識產權戰略既是國內發展戰略，也是國際外交戰略。就本土強國建設而言，中國崛起蘊含巨大的發展力量，也會產生超常規的治理難題，這就決定了中國知識產權的法制建設和事業發展，必然是對以往大國崛起模式的跨越，而不可能是簡單的模仿和復制。

　　從全球化視野來看，我國應當致力于從國際規則的接受者轉變為有影響力的建設者和貢獻者，推動我國產業深度融入全球產業鏈、價值量和創新鏈，提升國際保護能力和中長期影響力。

　　前文所述變化，讓人們看到了中國強化知識產權保護的內在動力和可喜成績。此次《意見》的發布，更是為我國推動知識產權事業的進步描繪了藍圖。

　　當然，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們依然存在不小差距。羅馬不是一日建成的，成為知識產權強國的工作依然任重道遠。（作者系北京達曉律師事務所主任合伙人林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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