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兩會”，反腐如同往年一樣，仍然是一個熱門主題，受到與會代表和社會公眾的關注。這說明，反腐敗依然在路上，社會公眾關注反腐，不僅是在關注反腐本身的成效，而且是在關注反腐的新走向，期待反腐有新的舉措。

　　如果說今年“兩會”有什么反腐亮點的話，個人覺得，“兩會”回答了一個戰(zhàn)略性問題：“當前，靠什么繼續(xù)推進中國反腐呢？”從李克強、張德江等領導人的報告和講話中可以得知，“兩會”給出了一個答案：法治反腐。可以說，今年“兩會”積極回應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戰(zhàn)略部署，傳遞出了新的反腐信號。

　　法治反腐的前提在于反腐立法。《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加快推進反腐敗國家立法，完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機制，堅決遏制和預防腐敗現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工作報告進一步指出，今年要加強重點領域立法，推進反腐敗國家立法，研究修訂行政監(jiān)察法。從世界反腐經驗來看，法治反腐必須積極推進反腐敗的國家立法，雖然各個國家的反腐敗立法在模式方面存在一定差異，但有一點卻是共同的，即反腐敗國家立法是取得反腐成功的關鍵因素。

　　在現實性上，反腐敗立法不僅可以完善反腐敗的頂層設計，讓反腐敗工作更具系統(tǒng)性和規(guī)范性，讓不同反腐敗力量形成工作合力，形成反腐敗的法治思維共識，而且可以克服反腐敗的操作性障礙，解決不同法律法規(guī)的相互沖突以及法規(guī)與文件之間相互“打架”問題，讓反腐敗工作更好地走上法治化軌道，形成用法治方式反對腐敗的新常態(tài)。

　　法治反腐的核心在于約束權力。本次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腐敗現象的一個共同特征就是權力尋租，要以權力瘦身為廉政強身，緊緊扎住制度圍欄，堅決打掉尋租空間，努力鏟除腐敗土壤。”據此，法治反腐旨在進一步監(jiān)督和制約權力，讓權力服從于民主邏輯和制度邏輯，讓權力“不可”并進而“不能”再“任性”。

　　不可否認，隨著反腐敗的深入推進，一些新的消極行為現象日益顯現。在權力行使和運用方面，一方面，有些政府部門不愿意簡政放權，表面上壓縮審批數量，但實質上仍保留原有權力，并隨意使用權力；另一方面，有些領導干部消極行政，寧可不干事、也要不出事，不再有擔當，表面上害怕權力可能產生的“麻煩”，其實質仍是想充當權力的奴隸。

　　對此，《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早就提出：“堅持法定職責必須為、法無授權不可為，勇于負責、敢于擔當，堅決糾正不作為、亂作為，堅決克服懶政、怠政，堅決懲處失職、瀆職。”本次政府工作報告則進一步提出：“堅持依法用權，倡儉治奢，深入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認真落實黨中央八項規(guī)定精神，堅持不懈糾正‘四風’，繼續(xù)嚴格執(zhí)行國務院‘約法三章’。”可以說，法治反腐不僅要扼住權力的喉嚨，束住權力的“任性”，而且要發(fā)揮權力價值，讓權力回歸其公共性本位，創(chuàng)造更多的公共利益。這也說明，法治反腐是有為的反腐。“有為”意味著法治反腐具有綜合性和系統(tǒng)性，權力行使邊界將更為明確，一切權力行為將應有規(guī)矩。

　　法治反腐是政治自信和政府誠信的直接體現。政治自信來源于新時期反腐敗成果和社會公眾對反腐敗事業(yè)的支持。政治自信不是自我封閉和自我標榜，而是對依法治理國家和全面深化改革的信心。政府誠信是對推進反腐敗的承諾，反腐敗不是一時一地之事，而是關乎“四個全面”能否實現的關鍵一招。政府誠信要求把政府行為都納入法治化軌道，堅決糾正政府越軌行為，正如本次政府工作報告所強調的：“一切違法違規(guī)的行為都要追究，一切執(zhí)法不嚴不公的現象都必須糾正。”這也說明，法治反腐是有效的反腐。“有效”意味著法治反腐具有懲戒性和問責性，法律責任邊界將變得更加清晰，一切違法行為將及時受到懲治。

　　當然，法治反腐不能是空中樓閣，要善于總結新時期反腐敗工作經驗和成果。新時期反腐敗已經出臺一系列政策、措施和制度，其中的執(zhí)行成果應當以法律形式加以確定，提升至國家法律的高度，強化其執(zhí)行的剛性。更重要的是，法治反腐要采取開放態(tài)度，善于借鑒國際反腐敗法律的精神，并將融入本土性反腐敗法律體系，以本土性經驗推進反腐敗國際合作。

　　法治反腐已邁出新的步伐。(莊德水 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