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懷亮
　　(一)
　　抗日戰爭爆發后，曾經做過國民政府行都的洛陽戰略地位尤其重要。隴海鐵路貫通全市；西有崤函之固，連通關中；東臨平漢鐵路，連接黃河中下游和江淮流域；北有黃河天險，南接伏牛山脈，是遏制中國西北與東部沿海地區的咽喉所在。全面抗戰開始后，隨著豫東、豫南的相繼淪陷，國民政府在河南的政治、軍事重心完全轉移到了洛陽。1938年6月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由鄭州遷至洛陽，河南省政府也于同年7月由南陽遷到洛陽。
　　1943年秋到1944年春，日本帝國主義在太平洋戰場節節失利，為了挽救其滅亡的命運，日軍制定了“一號作戰計劃”，發動旨在打通中國東北到東南亞大陸交通線的豫湘桂戰役。其中，以奪取洛陽為主要軍事目際的中原戰役，即是豫湘桂戰役的第一階段。為此，日軍集結了15萬精銳兵力，在1944年4月17日向洛陽發起進攻，又從滿州、華北緊急調來兩個師團計4萬人，屆時日軍入豫總兵力接近20萬。戰前日本飛機就開始頻繁空襲洛陽，據統計，從1937年12月至1944年5月，日軍先后動用469架次飛機轟炸洛陽城，炸毀房屋數千間，居民死傷數以萬計。河南省政府、洛陽發電廠、洛河大橋、伊河大橋、河洛圖書館、國民政府禮堂等要害部位建筑及公共設施均遭日機反復轟炸。
　　而此時，集結在中原的國民黨軍隊亦有40余萬之眾，兩倍于日軍兵力，緣何到頭來反使洛陽落了個“孤軍守孤城”的凄慘境地？原來在大敵當前的關鍵時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與副司令長官兼魯蘇皖豫邊區總司令湯恩伯唱起了對臺戲。蔣鼎文在臨戰之時，手中無可用之兵。按蔣鼎文自己的說法，他“當時戰區所能控制部隊，唯一○六師而已”，而湯恩伯所率的20萬中央軍卻駐守在豫東一線，湯將他的長官部設在遠離洛陽的葉縣，根本不聽蔣鼎文調遣。蔣鼎文自己當時對日寇襲擊洛陽的認識也相當模糊，他以為自1941年5月中條山戰役之后，第一戰區與日軍隔河對峙已越三年，敵人一直未能突破黃河南岸防線，即得益于他所部署的從澠池到洛陽的上萬個碉堡。他甚至認為日軍會懾于國軍的強大威力，不敢冒然侵犯洛陽。1944年5月，他召開過一次軍事會議，建議大家把軍官眷屬及笨重行李帶好，并看管好文件，一旦情況有變，盡快向后方轉移。正因為此一戰略部署，使得洛陽守軍戰斗力大打折扣，也為后來擔負守城任務的武庭麟的15軍(欠1團)及94師落入“孤軍守孤城”的悲慘境地埋下了伏筆。
　　另外，大意輕敵，未料到日軍會出動裝甲部隊配合作戰，也是中原會戰國民黨軍隊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蔣鼎文《關于中原會戰潰敗原因之檢討報告》中，蔣曾直言：“當敵人集中時，屢報敵似有裝甲部隊……初未料其裝甲第三師團之出現……戰區為應付此種部隊，曾經請派山炮兵及戰防炮各兩營，未獲邀準。……然以血肉之軀，擋裝甲部隊之鋒，終難限制其活動。敵騎兵與裝甲部隊配合，行動飄忽，勢如疾風，以致戰局全盤失利。”
　　另有資料顯示，1944年10月日軍在調配架橋機修通黃河鐵橋的同時，即將部署在內蒙古的第三戰車師(師團長官山路)調來河南，并把關東軍的一部航空兵撥歸華北方面軍總司令岡村寧茨使用，助其部署中原會戰。據日本防衛廳編輯的《一號作戰之河南會戰》資料記載，日軍京漢作戰(即中原會戰)期間，共動用兵力14.8萬人，戰馬3.3萬匹，汽車6100輛，火炮269門，坦克、裝甲車691輛(含坦克225輛)。另外日軍第五航空軍第二飛行團各種飛機168架參戰，還得到駐武漢的第一飛行團配合，作戰期間日軍共出動飛機1700架次。而中國軍隊在武器裝備方面，輕武器較足，而支援火力以迫擊炮為主，缺乏重火炮等，尤其缺乏反坦克武器，僅12、13、14、29、85各軍有戰防炮，其余參戰各部隊均無。空軍方面，因汽油供應缺乏等問題，所出動飛機僅400余架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