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高校科技成果轉化新路①】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提高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水平。高校作為科技第一生產力、人才第一資源、創新第一動力的重要結合點，是國家創新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科技成果的重要供給側。

一系列相關政策文件，也在為高校科技成果成功轉化、順利落地夯實基礎。近年來，教育部印發《關于加強高校有組織科研 推動高水平自立自強的若干意見》，科技部等部門聯合出臺《關于提升高等學校專利質量 促進轉化運用的若干意見》，著力完善高校知識產權全流程管理體系，推動企業主導的產學研深度融合，加強高質量科技成果創造，加快實現產業化；聯合開展高校專業化國家技術轉移機構建設，持續提升高校成果轉化和技術轉移專業化水平。

當下，我國高校科技成果轉化探索出了哪些行之有效的舉措？還面臨哪些挑戰？又該如何推動更多優質科技成果從校園走進企業，從實驗室走向生產線，從“書架”走上“貨架”？

為深度解析此問題，本版推出“探索高校科技成果轉化新路”系列報道，分別從農林、傳統與新型工業等多學科視角，聚焦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現狀、挑戰與發展對策，邀請專家學者與一線工作者暢所欲言，以期為高校科技成果高質量轉化建真言、獻良策、添動力。

“正是櫻桃掛果期，連續下這么長時間的雨，20年來還是頭一次。櫻桃遇到雨水容易裂口，不僅 影響品質和口感，還可能減產。”看著天氣預報，西北農林科技大學鄉村振興工作辦公室工作人員革明鳴話語間透出些許惋惜。

革明鳴背后這片櫻桃園，是高校農林學科成果轉化賦能鄉村振興的縮影。在西北農林科大幫扶的陜西合陽縣金峪鎮方寨社區，13項關于櫻桃種植的技術和成果，讓這個西部小山村舊貌換新顏——9050余畝櫻桃林讓方寨由昔日貧困村躋身今日“億元村”。

2022年7月，教育部科學技術與信息化司原司長雷朝滋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過去5年，高校著眼于現代農業提質增效的重大需求，圍繞關鍵技術、成套裝備研發應用，針對破解我國農業“卡脖子”技術難題，在節水農業、循環農業、氣候智慧型農業等領域科技支撐成效顯著。5年共轉移轉化先進適用農業技術成果超1.8萬項，創造經濟效益710億元以上，極大推動了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進程。

然而，顯著成效之下，新挑戰也接踵而來——如何讓更多高校實驗室新成果“變身”增產增收“助力劑”？如何讓高校科研人員勞有所得，在技術轉化中更有成就感、收獲感？

“多網點轉化”契合農林生產區域屬性

“試驗田的實驗基本完成了，區里的試點也很成功。下一步是品種審定、登記，之后我們培育的新品種就能推廣啦！”說起梨、棗新品種，塔里木大學教授吳翠云滿臉興奮：“新品種好在哪兒？梨的新品種通過芽變培育，典型特征是大果、早熟；棗的新品種肉質酥脆，南疆多地都可以種！”

“新品種如何推廣？”記者問。

“一種方式是 學校委托企業做，另一種是學校組織隊伍自己推。”吳翠云表示，“這些新品種研發，都依托于學校的科研項目。因此，品種權歸屬學校，至于如何推，還是學校說了算。最后產出的經濟效益，一部分歸單位，一部分歸研發團隊。”

“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的特點是，區域性、公益性很強。”西北農林科技大學新農村發展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科技推廣處處長王亞平介紹，針對這些特點，學校20年來探索了兩種轉化路徑。

“一是科技大院，學校在陜西寶雞12個區縣建了32個科技大院，但很快發現，科技大院只能解決部分新技術推廣問題，要實現產業技術系統的整體提升，不僅要靠培育品種，還需要技術、裝備等。因此，把試驗場建在產區，成了大家的共同訴求，也形成了第二種路徑。”王亞平介紹，學校于2004年開始聯合種業企業、地方政府建立試驗示范站，圍繞核心產區做研發和展示工作。除示范站外，還有基地、示范園等，目前已覆蓋十余個省份。

近年來，越來越多涉農涉林高校搭建起示范站、服務點，進行技術推廣、轉化。雷朝滋介紹，《高等學校鄉村振興科技創新行動計劃（2018—2022年）》實施以來，通過成果推廣轉化行動，各高校建立技術轉移中心、技術轉移服務平臺超過500個；建成服務鄉村振興相關領域分子設計育種前沿科學中心、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等各級各類科研平臺200余個，服務鄉村振興條件能力大幅提升。據不完全統計，高校培育的新品種覆蓋水稻、小麥、蔬菜等主要農作物品種，累計推廣面積超過10億畝。

選育周期長、客戶規模小制約轉化收益

成績可喜，但記者也在采訪中發現，農業科技成果轉化仍面臨諸多難題亟待破解。

“農林方面，尤其是果樹種植，轉化難點在于見效慢、周期長。”吳翠云透露，以果樹為例，一個新品種從誕生到選育，再到市場推廣，一般要經歷15至20年時間。“正是因為‘慢’，農戶在接受一項新技術、新品種，尤其是選育果樹新品種時，都比較謹慎。很多農作物今年用了發現效果不好，第二年可以換；工業領域更快，有時幾天就能見效，不合適就不再生產了。而果樹一旦種上，三四年才開始見成效。怎么讓農戶認可并接受，是擺在我們面前的最大難題。”

王亞平坦言，面對小型農業企業，技術入股等轉化方式更為常見，“在工業領域，成果一旦成熟就能直接生產。但農業科研成果想從實驗室走向市場，普遍需要經過國家中試等環節，時間長、投入大。在專家缺資金、經營能力不足的情況下，企業介入承接就成了最有效辦法。不過，企業也想降低風險，通常會采取技術入股方式。”

“此外，農技成果公益性強，例如雜糧新品種，我們這幾年也轉化，但價格都不高。原因在于，我們面向的農業企業規模較小，還有不少農村合作社，雖然對技術有需求，但承接能力有限。”王亞平解釋。“西方發達國家為何轉化率高？國家對農業補貼尤其是科技補貼高，而且普遍是農場化種植，承接能力自然較強。近年來，隨著農業產業化、市場化程度越來越高，直接技術轉讓的成果也越來越多。如果直接轉讓成功了，按照相關規定，收益80%歸團隊，學院、學校各拿10%。”

“農林類成果轉化往往‘沒有圍欄’。例如種食用菌，甲戶用了某項增產措施，乙戶很容易效仿。我們做技術也不只為轉化，主要是為國家、老百姓解決實際問題，那既然農戶問了，你幾句話告訴他就行，不會把‘收點錢’掛在嘴上。”東北林業大學教授鄒莉表示。

“高校農技工作者‘十年磨一劍’培育的新品種，究竟能否進入田間地頭？經營主體的能力往往決定了品種的轉化價值。”王亞平分析，較長培育周期、有限主體規模對高校農林科技成果轉化的限制較為普遍。“有位企業家曾對我說，當成果被一家 年產值1000萬元的企業買到，它可能創造的價值只有幾百萬元； 但如果是產值幾十個億甚至上百億元的大企業來做，成果價值可能會放大 幾十倍。”

多管齊下 提升轉化“獲得感”

農林科技成果轉化，見效慢，農戶有顧慮；收益低，科研人員缺動力。如何破解？

王亞平表示，試驗示范站應瞄準生產一線問題，將研究和產業實際進一步結合。“如前幾年西北地區降水偏多，水稻赤霉病 、條銹病增加，我們就會選育一些抗病的水稻品種，并在產區推廣；通過試驗站，我們培育推廣了一批蘋果新品種， 早熟、中熟、晚熟的都有，例如‘瑞陽’‘秦脆’的銷路都不錯。”

除有針對性地做好后續研發外，也要重視試驗示范站的建設。“最典型的是小麥和玉米， 在黃淮麥區我們有24個實驗室示范園。一是便于涉農企業挑選，一旦品種審定， 企業可以在示范園長期觀察，如果合適就會承接、推廣相應品種；二是對農戶有帶動作用，新品種收益好，他就會選擇種。”

“我們團隊曾研發過一個配方，勞務費是10萬元，再多了涉農企業也拿不出來， 因為收益本就不高。”鄒莉表示，“綜觀食用菌行業， 國內一些上市公司的很多菌種還是從國外購買， 這些企業如果需要技術，提供的費用會比較可觀。 然而，學校所在地缺乏這種規模的食用菌企業。同時，每片農場自然氣候、資源條件不同，如果針對某一特定地區研發，也不可能問農戶要太高的轉化費用——他們會想，即使少掙一點兒，也得控制成本。”

吳翠云向記者提及，為促進成果轉化落地，多地財政劃撥專項資金，對技術出讓機構、轉移服務機構企業實行“后補助”。例如，天津市按照各單位促進技術交易績效，對技術出讓單位、技術轉移機構予以技術交易后補助；廣西桂林規定，引進動植物優新品種進行試驗示范并在該市推廣應用，單個新技術成果（新品種）年度按新增銷售收入等次，分別給予5萬元、10萬元、20萬元獎補。

“在田間地頭，是沒有休息日的。一項農技成果得到有效推廣，除了國家資金支持外，更多依靠科研人員的智力、時間、精力投入。希望進一步擴大‘后補助’資金覆蓋范圍，增強獎勵力度，支持成果的進一步開發。”吳翠云提議。

“農業技術‘沒有圍欄’，知識產權很難得到有效保護。因此，建議進一步完善相關評價體系，破除‘唯論文’‘唯帽子’等導向，把‘指揮棒’向服務解決國家重大發展戰略問題、社會貢獻度傾斜；另一方面，還要通過創新利益聯結機制，引導種養大戶集約化、專業化、規模化經營，通過農業新業態發展等方式培育更多經營主體，擴大規模化經營覆蓋面，進而增強承接轉化的能力。”王亞平滿懷期許。

（記者 周世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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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農林科技成果轉化有“高招”

教育部：高校牽頭承擔40%的農業農村領域重點研發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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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周世祥整理匯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