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荒誕主要是由忠字禮堂和合同體現的。備受關注的忠字禮堂自行倒塌了。從前面描寫的情形看，這應該是仙鶴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會在村民的心里引起很大的震動，產生悲傷和失落感。可是事實卻恰恰與此相反。村里人不僅沒有表現出悲傷、留戀，甚至也沒有人對此在意。小說中有這樣一段精彩的描敘：

　　忠字禮堂倒了，沒有人知道它是怎樣倒的。仙鶴村的人記得，那天是十一月二十二日或者是二十三日。派出所的人來調查的時候問陽歷是哪天，誰知道呢？反正是那天。有人說，那天夜里聽到了轟隆一聲巨響，像打雷一樣，這大冬天的哪有什么雷呢？真是有些犯邪乎。有人說什么也沒聽到，連下雪的動靜也沒有。聽沒聽到又能怎么樣呢？忠字禮堂反正是倒了，是白天倒的，還是晚上倒的，派出所的人越問越糊涂，誰知道呢，反正是倒了。[1]363-364

　　模糊的記憶、麻木的感覺、漠然的心態。所有這一切，都說明事實上忠字禮堂存在與否對于仙鶴村人來說并不重要，他們更關心的是眼前的利益，比如禮堂倒了還可以騰出幾畝好地種點兒糧食。這種情形和誓死守衛忠字禮堂時的表現有多大差別！

　　更令人出乎意料的是那份與廣東商人簽訂的項目合同書，竟然也是假的，被車相渚塞進了碎紙機里：

　　車相渚把已經撕成長條的白紙拿到碎紙機前，慢慢地塞進去。這個世界真是太奇妙了，科技就是這樣發達，這些合同瞬間變成了一堆紙屑，除此之外，還有什么呢？[1]356

　　是的，沒有什么了，什么也沒有了。合同本來是拆除忠字禮堂的開端，是所有矛盾的肇始。鄉黨委成員曾經因為它而那么興奮，鄭之淵曾經為了它而苦思冥想、竭盡全力、屢遭磨難，柳恒穩因為它而離開了仕途，仙鶴村的人因為它而群情激奮，與鄉黨委勢不兩立……可是，在一份被粉碎成了屑末的假合同面前，這一切還說明什么呢？只能說太滑稽了，太可笑了，“如同一年來仙鶴鄉發生的所有事，本來就發生得沒有任何意義。”[1]356

　　鄭之淵是個難得的鄉村基層干部，他有理想、有道德、有能力也有魄力。任職之初，他就想在鄉里干出一番事業。做黨委書記的一年里，他恪盡職守，努力工作，兢兢業業，一點一滴地改變著鄉里的面貌；而在未來的日子里，他更是有許多事情要做，比如興建一些工業項目，比如開辟鄉里的旅游事業，總之要使政府的福利體現在每一個老百姓身上，讓全鄉人都過上好日子。“鄭之淵知道，自己并不是為了什么政績，而只是想留下自己的足跡，想把自己所有的聰明才智奉獻給這片土地，想把自己的理想國度變成世間的幸福桃源。”[1]352這固然有些浪漫，倒也無可非議，甚至可以說是一位年輕干部生命活力的高揚；可是現在，這一切卻變成了貨真價實的空想！村民對忠字禮堂前后態度的對比以及合同真相的暴露，使得鄭之淵及其屬下所做的全部努力都成了泡影，成了笑料，成了沒有必要存在的思想和行為。

　　主人公鄭之淵的遭遇很容易使人想起塞萬提斯筆下的堂吉訶德，想起堂吉訶德如何揮舞著長矛大戰風車；也容易使人想起貝克特筆下的兩個流浪漢，想起他們怎樣一心一意地等待戈多。所不同的是，堂吉訶德也好，流浪漢也罷，都確信假想對象的存在，即使所有人都不這么認為，當事者也是幸福的，因為主客觀在他們的眼里保持著一致，他們的內心世界是完整的。而鄭之淵就太不幸了。他不幸就不幸在他親眼看見了事實的真相而且還要親手澄清事實的真相，看到了他認為是真實的東西實際上卻是虛假，他所有的心血都是白費，所有的努力都毫無意義。謊言顛覆了真實，虛無取代了價值，荒誕也就如同積攢在巖縫中的泉水，一點一滴地滲透出來。這里所表現的已經不全是客觀世界，而是人的感覺，或者說是從客觀到主觀的延伸。盡管鄭之淵拿走了合同復印件，仿佛有查個水落石出之意，但誰能保證不是又一輪荒誕的重演？改革不僅僅是為了經濟的繁榮，更在于人的價值得到肯定，能力得到發揮，主體能動性得到發展。當改革者的人生價值在現實中被無情地泯滅時，人心怎能不冷若冰水？鄭之淵的幻滅感，有著濃郁的西方現代主義哲學、文學的悲觀色彩，它已經暗暗地顯示出，作者所著眼的真實，已然由現實轉向了現實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