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在北京跟北京的作家們在一起聊天的時候基本上有三種，一種左派、一種右派，一種中間派，整天打得不可開交。我發現左派晚上變成右派了，右派晚上變成左派。所以北京有一句話：逢左必右，逢右必左。什么意思？就是屬于你是左派，我馬上變成右派，要不然我沒有話語空間，我跟你一樣那還討論什么？這種東西對于寫作的影響極大。

　　我在這里舉一個例子，當年李清照，李清照的丈夫叫趙明誠，趙明誠是一個軍事學家，喜歡收藏，他經常跟李清照兩個人出去收東西。他們愛情中很多甜蜜的東西都和收藏有關。收了東西以后，突然時代發生劇變。全家倉皇南遷，逃亡。趙明誠因為做官，他一個人先溜了，家里的老小、輜重、所有東西全部交給了一個婦女李清照。中國傳統的道德，或者對經驗的規范里面，理應如此。當年老舍抗日戰爭中，逃到昆明，家里的母親、孩子一大堆都得交給他妻子，所以他的老婆九死一生把小孩帶到昆明見到老舍的時候，從這樣一個女性的思維來講，她心里會有什么樣的感受？沒有人問過。我也沒有問過胡先生，是因為我覺得不用問，男的當官，重要而已。他先走，他干大事去了，其他事情當然就交給內人來做。李清照當時也是這樣，她押送著東西逃到徐州，徐州又失陷，逃到南京，再到浙江。逃到南京的時候，趙明誠已經到湖州去當知府了，已經做官了。大概南邊的局面已經穩定下來了。然后兩個人開始告別，李清照站在岸上，趙明誠在船上。李清照覺得心里不踏實，覺得我們兩個人分手就是生死之別了。但是丈夫這么絕情，什么事情都沒有交代。李清照大叫一聲，說如果再遇到敵人把城攻陷了，我怎么辦？丈夫說，如果遇到敵人攻陷，你先把輜重給我拋了。如果還不行，你把衣被拋了。如果拋了之后你還逃不掉，你就把卷軸書畫我收藏的這些東西扔了。如果還不行，你可以把我收藏的古董也扔了。但是最后有個東西不能扔，鐘器，實在不行，你和鐘器共存亡。李清照明白了，我的價值和這個器物一樣。胡繼興沒有問，我們也沒有問，可是李清照問了。李清照突然在那個年代里面寫了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流傳至今，《金石錄后續》，李清照這一問，問出了一個大問題。對于所有女人來說，傳統道德約束下的婦女，她的情感、生命，她所有對這個事情的感覺，在什么地方能夠得到寄托？這個當中，趙明誠給他劃出了一條秩序，先扔什么，再扔什么，最后你跟這個東西共存亡。作為東西都交代了，我怎么辦？丈夫說你是可有可無的。中國的傳統經驗就是如此，所有人都不問。這種方面，除了秩序之外，還有等級。在今天這個社會中，我們先要干什么，然后再干什么，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次等重要的，什么是可以放棄的。我們基本上生活在這樣一個話語的控制之下。我們也自以為被這樣的經驗所把持，這個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

    文學的意義在于經驗和他者的關系

　　說到這里我們要再次引入一個概念，什么是現實的規律性。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社會現實中，有很多的事情、很多的道理，有大道理，也有小道理，大道理可以管住小道理，如果你擁有的是小的道理，很不幸，你得犧牲了。比如說我對這個社會的看法跟大部分人不一樣。那很悲慘，在我們這樣一個文化中，你很可能很孤立。你很可能得不到說明，你的生命得不到說明。這個過程我覺得是非常慘痛的。現實的要求中，有很多，比如說我們大陸的朋友們可能知道中國的四九年革命，一直到文革，這個歷史里面有一個最大的道德，就是集體主義，你個人要犧牲掉，你犧牲掉，別人可以存活下來，然后我們可以建立一個新的社會。當然你可能會問，我死了，這個社會跟我有什么關系？他會告訴你，比如說你有家人，你的兒子會生活在很好的環境里面。如果你沒有任何親人，我可不可以不用犧牲？你也要犧牲，因為你跟所有人是一體的，他有一整套的學說來保證你做出某種行為。在這個過程中如果你個人說，我還有一些個人的嗜好，大的集體統一行動，會導致很多不方便。比如說我作為女孩子，我在戰爭中我需要化妝，我早上起來先要洗臉，把頭發梳一梳。大家看《青春之歌》，大家看左翼的很多種，你們就會記住，所有對個人的隱私、個人的情感想要做一點保留的人，我們通常把他稱之為小資。我回香港以后還要專門開一個會討論小資在中國變化的問題。他和中國社會構成一個什么樣的關系。比如說斯大林主義，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兩大陣營，比如說反核，比如說環保，我們今天社會里充滿了各種各樣的環保。在中國大陸還有反腐敗，你在任何一個話語里面都可以寫作一輩子。可是我要告訴大家，所有這些話語，他都是現實化，他都在現實的掌控之中，也就是說所有這些話語他都屬于一個范圍，這個范圍我姑且把它稱之為理性和邏輯的范圍。我們的理性能夠看到的，我們的邏輯可以把他覆蓋的這樣一個范圍。他最通常表達的一個東西我們把它稱之為道德。道德的要求是最根深蒂固的。我們很多人沒有辦法來擺脫這個道德底線。但是道德也好、理性也好，所有的現實要求也好，他都屬于這樣一個理性和邏輯的范圍。除了這個范圍內的東西之外，這些東西都照亮了我的經驗，我有經驗我可以證明。我們自動啟動自己的經驗來證明這個道理是對的。這當然構成了寫作中我認為很悲慘的一個環節。很多人都這么些。而我認為他們寫不好，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們看不到這個東西之外還有一個更大的東西。阿多諾把這個東西稱之為“存在”，康德把這樣一個混沌未開的東西稱之為“物自體”，叔本華把它稱為“權利一體”，它是一個我們現在還不認識、非常龐大的一個物體，它還沒有被理性之光照亮。一個好的作家要同時處理好這兩方面的東西。我們很多寫作的人只看到前面一個，后面一個其實更大，比如說尼采在一八四幾年開始看作為抑制和表象世界的時候，看叔本華的《臨界》，他突然覺得世界發生了一個坍塌，他一生中討論最重要的問題是道德的問題。尼采說，昨天的道德到了今天很可能變成非道德。你的道德到了我這里很可能變成非道德。尼采在論道德的普世里面，當然他攻擊的對象主要是教會和道德兩個部分。我認為在十九世紀中期以后，尼采、叔本華，他們所呈現的世界構成了我們當代知識里面及其重要的一個方面。為什么這么說？因為在尼采寫作的那個時代已經出現了非常優秀的作家跟他同時代寫作，這些作家就是托爾斯泰、托斯陀耶夫斯基。他們關注的是同樣的問題，晚年的時候尼采在看托斯陀耶夫斯基的作品，非常激動。作為一個思想家他和作家從不同的角度看到了同樣的問題。這是尼采認為，他的迪奧尼索是怎么來的呢？是一個希臘的合唱隊，表演的部分是理性的，有故事、有情節，我們看的很清楚。他背后的東西我們看不到。背后的東西通過合唱隊來表現。所以尼采有一句話，我后來把它用在《隱身衣》這本書的最前面。尼采說：假如沒有音樂，我們這個世界就是一個錯誤的，就是一個謬論。他去聆聽了音樂里面包含最深的智慧。這也是阿德諾反復討論的關于奧德賽的問題。奧德賽在航海的時候，碰到一個妖怪，這個妖怪叫賽倫，這個賽倫會發出非常美麗的歌聲。水手都會受到誘惑。一種水手會遠遠的繞過他，理性行走，這種人獲得一種安全生活。但是還有一類需要去獲得真正的生活。這個人就去了，過去以后船就觸礁，死了。有沒有辦法我既要得到社會的真實，也去聆聽智慧，同時又不死呢？阿德諾說，其實在早期，在《荷馬史詩》里面已經提到一個答案，奧德賽讓人把自己綁在桅桿上。然后讓船開過去，他既可以聽到音樂，又不會掉到海里。這時一個非常重要的象征。后來阿德諾在啟德辯證里面專門討論這個神話，我們在同時處理這兩個部分的經驗。一個經驗是被理性照亮的，一個經驗是沉睡。這個方面我覺得特別重要，我們今天寫作如果我們僅僅著眼于我們眼前可以被歸納、可以被分析的所有的經驗的話，寫作是沒有意義的。這就是托爾斯泰說的自動化的寫作，或者叫自動化的生活。他說我們每個人其實都是在一種自動化的生活，從來不去思考自己的存在到底為什么。托爾斯泰說，這樣的人活了一輩子恐怕一天也沒有活過。今天這個社會自動化更加明顯。這是我們面臨的問題，也是當今寫作面臨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