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勞塞維茨還深刻地揭示了精神因素在戰爭中的作用。克勞塞維茨批駁了那些忽視精神因素并把它排除在戰爭理論之外的庸俗看法，指出戰爭就是“雙方精神力量和物質力量通過物質力量進行的一種較量”(第一卷第101頁)。在戰爭中，精神力量與物質力量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相互作用，又相互助長，是“不可能象用化學方法分析合金那樣把它們分解開的”。克勞塞維茨并且強調：物質力量只有在精神力量的鼓舞和充實下才能發揮作用，精神力量能夠“使物質力量具有生命力”，“在戰斗過程中，精神力量的損失是決定勝負的主要原因”。(第一卷第257頁)克勞塞維茨揭示的精神因素在戰爭中的作用，對當時軍事理論的發展是有積極意義的。

　　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中對民眾戰爭也給予很高的評價。他認為民眾戰爭是增強對敵斗爭的重要手段，在這種戰爭中人民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他說：“一般說來，善于運用民眾戰爭這一手段的國家會比那些輕視民眾戰爭的國家占有相對的優勢。”(第二卷第671頁)由于人民參加了戰爭，于是戰爭獲得了與過去完全不同的性質，“戰爭要素從一切因襲守舊的桎梏中解脫出來，爆發出全部自然的力量”(第三卷第876頁)，帶來了令人驚嘆的成果。

　　克勞塞維茨在研究軍事理論及其組成部分——戰略學和戰術學方面，反對軍事學術中存在著“永恒的原則”。他指出，“各個時代有各個時代的戰爭”，而各個時代又有“自己的理論”(第三卷第877頁)。這說明了戰爭理論要跟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一成不變的東西是沒有的。同時他認為理論的作用只應當是為指揮官提供思考問題的線索，不能作為代數公式到處套用；理論只能面向經驗，根據戰史提供的戰例進行研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克勞塞維茨強調對軍事理論必須具有批判的態度。他說：“如果認為理論能夠把每一個抽象的真理都包括在內，批判的任務只是看看具體情況是否符合相應的法則，那也是一種幻想。如果規定，在批判時決不能侵犯神圣的理論，這就會是可笑的書呆子的作法。”(第一卷第146頁)在論述戰爭的目的時，克勞塞維茨認為消滅敵人軍隊和保存自己軍隊是相輔相成的，是相互影響的，它們是“同一意圖的不可缺少的兩個方面”；但是他強調，“用流血方式解決危機，即消滅敵人軍隊，這一企圖是戰爭的長子”(第一卷第64頁)。在論述攻防關系時，他認為防御和進攻是整體中的兩個要素，而不是孤立的兩部分，它們是互相滲透，互為作用的，戰爭中“沒有不帶防御因素的進攻，而防御也照樣包含著進攻的因素”。但是，克勞塞維茨強調防御是“一種較強的作戰形式”，認為防御比進攻容易，它可以充分利用時機和有利地形，可以運用各種手段和抵抗方式。這種看法固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從戰爭的全局來看，進攻是消滅敵人的主要手段，是主要的；防御是消滅敵人的輔助手段和作為保存自己的一種手段，是第二位的。當然，克勞塞維茨在強調防御是較強的作戰形式時，是堅決反對消極防御的。他說：“只有在力量弱小而需要運用這種形式時，才不得不運用它。一旦力量強大到足以達到積極的目的時，就應該立即放棄它”(第二卷第477頁)，“迅速而猛烈地轉入進攻(這是閃閃發光的復仇利劍)是防御的最光采的部分”。(第二卷第495頁)克勞塞維茨在資產階級軍事科學中第一個明確制定了交戰和戰局以至整個戰爭的實施原則，這里就不一一敘述了。

　　克勞塞維茨雖然能夠把辯證法的基本原理運用于戰爭理論的研究，并得出一些正確看法，但他畢竟是一個資產階級軍事學家，一個唯心主義者，他的許多觀點不能不受到階級局限性的影響，他的辯證法是不徹底的，有些觀點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例如論述戰爭與政治的關系時，他把政治理解為政府或國家的對外關系，把政治看作是“整個社會的一切利益的代表”。他不了解任何政治和任何戰爭都淵源于經濟，淵源于生產方式，淵源于社會制度，不懂得戰爭的社會性質和階級本質，因此在論述具體戰爭時也就無法闡明戰爭的正義和非正義的性質。又如，他看到了物質力量和精神的相互聯系和相互轉化，看到了人在戰爭中的作用，看到了實踐是真理的來源，但是，他又過分夸大統帥的作用，否認軍事發展上存在的規律性，并斷言戰爭是充滿偶然性的領域和不確實性的領域，一切都必須靠天才來解決。這些顯然是不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