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試圖說明，雖然死后世界在中國文化中模糊不清，死亡在儒家乃至中國文化傳統中的含義同樣是意味深長的。搞清這一問題的關鍵，是要認識到：在以此岸為導向的中國文化中，對于死和死者的祭祀也是以此岸為導向的。具體說來，中國人是把死者當作了生者世界的一部分或延伸（“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中庸》），從未將二者分開；對于死者的祭祀，其主要功能也在于更好地認識“生”。具體地說，祭祀的功能包括：通過祭祀強化自己與死者的感情聯結，認識自己的人生職責和使命；通過祭禮認識每個人的位置和角色，重構合理的人間秩序；通過祭悼來反省人生的終極歸宿，確立新的人生態度和價值。因此，在中國文化中，對于死者的祭祀，同樣達到了改造生者、重塑此世的效果。顯然，這種效果是通過與佛教、基督教完全不同的方式達到的。

　　首先，在沒有靈魂不死強大傳統的中國文化中，一個身邊之人、特別是親人的死去，最容易觸動每一個人的心弦。死的遺憾永遠無可挽回，死的損失永遠無法彌補。因此，對于中國人來說，天人永隔的傷痛最刻骨銘心。在祭祀中，通過回憶死者的音容笑貌（“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論語·八佾》），生者對死者的痛楚達到頂點。在深深的遺憾和嘆息中，人們不得不嚴肅面對死者的心愿；在痛苦的回憶和哭泣中，不得不認真調整人生的座標。從此，我們對生命的含義有了新的理解：我們在死者的期待中站起，在先人的庇佑下前行。從此，我們的成功與失敗、光榮與夢想，都和死去的人息息相連。

　　因此，對于死者特別是親人的悼念，讓人們進一步認識自己人生的職責和義務。祭祀不僅升華了我們與親人之間的情感聯結，也使我們對自己人生的下一步有了更明確的規劃；今天我們對于死者的承諾，是要用自己的一生來兌現的；在這一過程中，我們體驗到精神的升華，感受到生命的崇高；也正是在這一過程中，我們對于自己所處的位置、對于如何恪盡職守以及如何處理自己與他人的關系，都有了更清楚的認識。孔子云：“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中庸》）；祭祀不僅讓我們認識人生的職責和使命，還起到了理順人群關系、塑造社會秩序的作用。

　　從根本上講，祭祀是中國人學會“成為人”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禮記·祭義》）。通過祭祀，我們對于人生多了一份理解；通過追思，我們對生命多了一份敬重。每一個死者的離去，對他來說是人生的謝幕，對我們來說則是嚴重的警示。因為他的今天，將無可避免地成為我們的明天，我們誰也無法阻擋自己死亡的那一天。由此，我們也對人生少了一份貪戀，因為我們在有生之年對于金錢、財富、名利的所有聚集，終究是生不帶來、死不帶走的。死，特別是親人的死，讓我們認識到命運的無常和可怕，體會到生命的脆弱與無奈。我們由此對人生不敢再掉以輕心，不敢再玩忽怠慢或揮霍浪費。我們在喪祭中走向成熟，逐漸變成為有責任感和尊嚴的、頂天立地的人。由此我們理解，為什么儒家認為一個人懂得了禘嘗之義，治國將易如反掌（《論語·八佾》）；也能夠理解，為什么孔子和儒家強調祭祀必須無限誠敬，因為誠敬是實現上面所講的一系列功能的前提，并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通過祭祀達到同樣的醒悟和長進（“敬盡然后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禮記·祭統》）。

　　儒家強調，祭祀是情感最為強烈的活動，是一個人從生命底處對另一個人真情的流露和渲泄，這一情感是從親喪之初即已奔涌。“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哭泣辟踴，盡哀而止”（《禮記·問喪》）；故孟子曰：“親喪，固所自盡也”（《孟子·滕文公上》）。需要指出的是，祭禮正是借助情感的巨大力量，來達到深刻改造人的效果。可以說，祭祀生動地體現了中國文化的一大特點，即讓人們在對人、特別是對親人的感情中認識人生、理解生命；儒家培養了中國文化這樣一種活的靈魂，即在無邊的親情世界中“成為人”。牟宗三先生在《歷史哲學》一書中對此作了極為精彩的描述，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