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這樣一個時代，清明這一節(jié)日對于我們究竟有什么樣的文化含義？我想它的最大意義，在于反映了一種文化對于死和死者的態(tài)度。每一種文化往往都會形成自己對于死和死者的獨特態(tài)度，正是通過這種態(tài)度建立了他們對于生命的終極價值和意義的理解。

　　“清明時節(jié)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

　　一年一度的清明節(jié)到了。記得多年前，一位臺灣作者在報上抱怨世風日下，人心不古，同時他又說，如今值得安慰的現(xiàn)象之一，也許就是每年清明節(jié)，臺北市還會嚴重堵車。清明節(jié)堵車，說明掃墓的人很多。如今大陸也把清明節(jié)作為法定假日，今年出行的人也多，但不知有幾人是為了掃墓，更不知大街上有多少“行人欲斷魂”。

　　在今天這樣一個時代，清明這一節(jié)日對于我們究竟有什么樣的文化含義？我想它的最大意義，在于反映了一種文化對于死和死者的態(tài)度。在人類文明的長河中，每一種文化往往都會形成自己對于死和死者的獨特態(tài)度，正是通過這種態(tài)度建立了他們對于生命的終極價值和意義的理解；甚至在這一基礎(chǔ)上通過一系列禮儀制度，創(chuàng)立文化的樣式，塑造文明的精神。

　　例如，起源于印度的婆羅門教和佛教等宗教抹殺生與死的界限，常人活著與死后都在同樣的“三界六道”中。這其實是一種典型的以死后為取向的宗教，因為它讓如何擺脫死后進入輪回，成為每個人活著的首要課題；生命的無限和永不消亡，卻給此生帶來了巨大壓力。又比如，基督教同樣是一種以死后世界為取向的精神傳統(tǒng)。每個人的靈魂都是不死的，所以活著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死后——為了死后更好地“活著”；死亡雖不可怕，但死時得不到寬恕則非常可怕。事實上，基督教正是通過這種生死觀強化了人們在此生此世的職責。此外，基督教關(guān)于每個個體的靈魂獨立自存、相互平等、永恒不滅的觀念，對于現(xiàn)代西方個人獨立、平等、自由等價值觀的形成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道家嚴格說來并沒有什么死后世界的明確觀念，或者說，死后世界還是這個世界，所以它希望通過“長生”把我們永留于這個世界。事實上，在道家學說中，整個世界是以“天地”為準的（與儒家同），并未超出西方哲學中所講的感性經(jīng)驗世界，基督教中的此世（this-world)或印度宗教中的“三界”等的范圍。因此，道家雖然常被我們說成是“出世的”，但若以其他宗教傳統(tǒng)來衡量，則可以說是入世的，因為它并沒有對此岸或此世持否定態(tài)度。這樣一來，道家就不可能像佛教、基督教等那樣以死后世界為取向，來塑造現(xiàn)世生活。但這并不等于說道家沒有彼岸，而是認為彼岸即在此岸中。這個彼岸，需要人通過努力來達到，在超越小我、趨向自然的過程中“體驗”到。道家將主要精神用于探討如何改變看待這個世界的方式。在莊子等人看來，永恒、不朽不像在基督教或佛教等宗教那樣是現(xiàn)成的前提，而是每個生命應(yīng)該追求的最高理想，這個理想只有在人與天地（或稱自然）合一的境界中才能實現(xiàn)。總的來說，在中國歷史傳統(tǒng)中，并沒有死后世界之完整清晰的理論學說；幾千年來，中國人基本上不是按照死后世界的目標或觀念來組織和安排此世的生活，這一點在儒家傳統(tǒng)中同樣得到了體現(xiàn)。

　　然而，儒家對于死的態(tài)度既與印度宗教和基督教有別，也與道家截然不同。儒家對于死的態(tài)度是非常獨特的：一方面，儒家對于人死后的存在及其居留于其中的世界“敬而遠之”。孔子甚至在被逼問、不得不回答的情況下，也只用“未知生、焉知死”（《論語·先進》）這樣的措辭敷衍了事；但是另一方面，儒家卻又把祭祀鬼神（死者）看得無比重要，“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左傳·成公十三年》）頗能代表儒家的立場。由此我們看到了一個非常有趣的現(xiàn)象，即在儒家傳統(tǒng)主導下，一方面中國人對于死后的世界幾乎沒有什么確實可靠的知識；另一方面，我們卻看到祭禮在中國非常豐富發(fā)達。雖然不少人也相信有所謂的神靈，但對自己死后是不是會變成神靈，或變成什么樣的神靈，后者如何活動及發(fā)揮作用，他們一無所知；也許唯一可以確信的只是，將來他們死后也會被后人祭悼；也就是說，他們所知道的仍然局限于此世。既然死后世界如此模糊不清，那么中國人為什么卻如此重視祭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