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下午，陽光特別的好，是那種秋高氣爽的柔暖的陽光，街道安靜而和諧地熱鬧著，像一幅活動著的圖畫，亦或是一部生活劇。我想做一名看客去欣賞她。

　　門口人行道的左邊是一顆梧桐樹，右邊也是一顆梧桐樹，但右邊的比左邊的長勢要好：略高略粗，可不知哪個狠心的家伙在上面刻了一個很深的刀痕，它肯定痛了好一陣子。樹冠里是生活著一群鳥的，因為在樹下每天都會有一些鳥糞被清潔工清掃走。樹的根部有兩只黑黝黝的螞蟻，它們順著樹干上了又下、下了又上。可能是在談戀愛，因為它們好像已經是成年螞蟻了，練習上樹的可能性不大。就像人談戀愛要壓馬路一般，來回走動只是一種形式，而內容并不在乎此。

　　正對面有一個“口腔門診部”，不時有穿著白大褂的女子拿著水杯在門口晃來晃去，是那種介乎漂亮與不漂亮之間的，所以又介乎讓人記得與不記得之間和想看與不想看之間。我去洗過一次牙，服務態度蠻好，這可能是私有經濟與公有經濟最大的差別，如果讓一個警察改行去當服務員，那他很有可能干不了三天就要下崗。隔壁茶葉店的女老板總是笑瞇瞇的，難怪她的生意總是好過別人。

　　有一個廣告燈箱上的拐角處秘密的架著網，是蜘蛛的。有蜘蛛靜悄悄地躲在網的一角，它就像一些不正規的執法者躲在一角靜獲“獵物” 一樣。我想，最近可能沒有上級領導來檢查了，要不早被突擊打掃衛生的同志殲滅了。

　　屋檐下邊有幾個老頭在玩牌，邊上放了些角幣。邊上圍著一圈蹲著或站著看熱鬧的人。我發現，凡是賭注越小，就越認真，而且容易起爭執。其中一個胡子沒刮凈的老頭因為上手把出了的牌又拿回去而提出嚴正的抗議，其程度不亞于國家對日本占領釣魚島的抗議。上手老頭糾正了自己的錯誤后，罵道：你個龜孫子。然后各人又出著各人的牌，嘴里吧唧著卷煙，和著一些調侃的語言，任即將西下的陽光從樹葉間擠進來落在他們的身上。他們中間還有一個退下來幾年的縣級領導。他真好，和普通百姓同樂，連穿著都相差不大了。

　　一個蹬三輪車的師傅慢悠悠地也將車子停在邊上看老頭們打牌。他姓吳，我認識。曾經到我辦公室收過廢紙。三十多歲，腿有點殘疾。鄉下老家住著年邁的父母，他將妻子和一對兒女接到城里來了，供養娃上學。因為干不了重活，就到城里來蹬三輪。一個月能掙七八百元錢，生意好時也能上千。遇到好心人時，人家會給些舊衣服和鞋子之類的。他雖然穿得舊，但整齊，外面總是套一件藍色的長外套，同工廠工人的工作服，他說這樣既能保護里面的衣服，也讓人知道我是干什么的。而且他很是樂觀，笑瞇瞇的，可能臉本來就長得跟“笑”這個形狀相似。不像我，即使高興，看上去也像個舊社會。他后來每次到我辦公室收廢紙或有廢紙了我就給他打電話(他有手機的，所以說，有的人自以為有錢，拿個手機非要在十字路口人多的地方大聲地演講)，我也不收他的錢了。這幾個錢在他身上的價值要超過在我身上的價值。他說：他們這一行的有很多人也不地道，有偷偷摸摸的，有偷奸耍滑的，有八兩稱的，他說他不。

　　打過招呼后，我問他“最近生意好嗎？”他說：“還可以，以后有廢紙了就給我打電話。”

　　一個很普通的鄉下大哥。

　　看著他，我想：日子的幸福程度在于自己對生活的看法和樂觀程度。

　　一輛帶喊話的車慢悠悠地開了過來，伴隨著“搬走，搬走，再不搬走就沒收了”的呵斥聲，幾個小販趕緊收拾東西走開了。一個賣紅薯的老大爺因為行走不便，一個趔趄使藍子里的紅薯灑落一地，佝僂著腰又趕緊撿起。我奇怪，都下午了，他怎么還在賣紅薯？是享受下午的暖陽還是進市得太遲？

　　一個成熟又年輕的女同志牽著一個五六歲小男孩的手走進一家小賣店，是母子倆。媽媽穿一白色套裙，粉黛略施，長發披肩，兒子頭上除腦后留一個小辮子外，其余均光。男孩子為什么要留小辮？我的兒子從來沒留過。可能他媽媽還想要個女孩吧。媽媽問：“你想吃什么？”兒子答：“棒棒糖。”媽媽在看兒子時，那眼神絕對比看一堆黃金要親切得多。從小店出來，媽媽又牽著兒子的手融到街景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