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梅森：寫出腐敗帶給我們的切膚之痛

　　李紅笛

　　如今的電視劇里，無論神仙、妖怪，還是將軍、俠女，全都在談戀愛，從戰國談到民國，從深宮談到深山……連現實題材的作品也無外乎癡男怨女穿著時裝談戀愛。我們的熒屏變得如此單調而膚淺，似乎除了愛來愛去就無事可做。此時一部題材嚴肅的正劇就顯得格外引人注目，電視劇《人民的名義》將反腐敗這一深刻的社會話題，用藝術的手段拉近老百姓切身的生活，或許我們是時候讓電視熒屏回歸真正的藝術了。而在不久前記者發現，同名長篇小說也被擺放在北京圖書大廈醒目的位置上。

　　小說與劇本

　　綠海副刊：《人民的名義》這部作品，首先創作出來的是小說還是劇本？

　　周梅森：我一般都是先寫小說再改電視劇。這樣的好處是，小說在完成自身的線性文字敘事之后，也大體上框定了電視劇的基本走向。《人民的名義》雖也如此，但小說卻寫了六年未完成，主要是因為反腐作品出版、拍攝都受限，所以小說就寫寫停停的。若不是最高檢影視中心三番五次督促，就沒這部小說和這部電視劇的即時問世。我和影視中心十幾年前有過愉快合作，就是電視劇《國家公訴》，這是又一次合作。

　　綠海副刊：分別創作劇本和小說時，您都是怎么考慮的？二者的不同是什么？

　　周梅森：小說是語言的藝術，要靠線性的語言來講述故事，刻畫人物，反映世道人心，這是作家的個體創作，誰也幫不上你的忙，誰也壞不了你的事，搞好搞壞都是你的事。電視劇不同，它是一門綜合藝術，要各部門共同來創造完成，這是編劇必須明白的，一個好劇本要為導演和演員提供創造空間，不能扼殺屬于導演和演員的空間，更不能是套路滿滿的“橋段本”“腦殘本”，讓導演、演員拿到劇本恨不得撞墻。

　　綠海副刊：除此之外，創作環境也有所不同吧？

　　周梅森：是的，電視劇是市場面最廣的大眾媒體，審查尺度最嚴。上次和最高檢合作做《國家公訴》，有關方面審查了幾個月，改了八百多處。另一部《絕對權力》改了七八百處，還差點被“槍斃”。這次不錯，大形勢變了，反腐題材的作品政策放寬了，審查比較順利，還得到了國家廣電總局的高度評價。但是，許多在小說里描寫的內容，在電視劇里還是不能出現。比如，省委常委會那一章，小說把與會者真實心態寫出來，電視劇則不行；比如小說中陳巖石向巡視組舉報時激動之下死于心梗，電視劇里變成了和劫持者的對峙。當然這樣也比較符合電視劇的戲劇性。

　　綠海副刊：取名“人民的名義”，有怎樣的含義？

　　周梅森：腐敗官員們滿口人民，打著人民的旗號禍害人民，人民變得僅存名義而已。因此，我們的檢察機關懲腐肅貪才要真正代表人民，以人民的名義將他們繩之以法。當時想叫《以人民的名義》，但這個劇名已被注冊了，我們只好用現名，不過也好，這中性一些，也更含蓄。

　　檢察與反腐

　　綠海副刊：在創作過程中，檢察機關有沒有給予您幫助和指導？

　　周梅森：我是最高檢影視中心藝術顧問，一直和檢察系統保持聯系，從上部作品《國家公訴》到《人民的名義》都得到了檢察系統的大力支持和幫助。從基層檢察院，到最高檢，都給予了熱情的業務指導。包括到監獄采訪，也都是通過檢察院駐監獄檢察室安排的。多年來，經常參加檢察系統的文學藝術活動，也結交了不少朋友。

　　綠海副刊：在與檢察機關交流的過程中，您眼中的檢察機關的形象是怎樣的？您對檢察工作的認識有沒有產生變化？

　　周梅森：以我個人的角度觀察，相對公安干警和法官，檢察官某種程度上是有些謹小慎微的。這些年來，我眼見著基層檢察院文化建設日新月異。這次為《人民的名義》搜集素材，竟在不少基層檢察院看到了一批他們自己根據所辦案件和真人真事制作的電視片，這在多年前是無法想象的。這部作品就借用了南京浦口區檢察院反貪局的案例。

　　綠海副刊：《人民的名義》與以往的反腐題材作品相比，有哪些特點和新意？

　　周梅森：現在的信息時代，新聞及時地反映了很多東西，這種生活的精彩有時要比我們作家的描寫精彩得多。那么文學的意義在哪里？文學怎么跑得過新聞？說實話，像《永遠在路上》《打鐵還需自身硬》這類反腐敗的深度報道出來以后，就讓文學藝術家無事可做，不敢做，沒法做了，我也有這個感覺。所以這部《人民的名義》我更多地從人性上深刻地挖掘，根據人物的成長環境，寫出特定的人物命運，把蕓蕓眾生對這個時代痛徹心扉的感受寫出來。報道中的腐敗，總是多少億，多少東西，僅僅是數字，沒揭示腐敗對人民、對老百姓的傷害。所以我寫一個破產工廠，在腐敗的侵蝕下，人民付出了怎樣沉重的血淋淋的代價，痛定思痛，這就找到了老百姓擁護反腐的原因。有些老百姓的心態就是這樣：你貪官弄走幾個億幾十個億關我什么事？！那是國庫的，你不弄走我也拿不走分不到，有本事你把省委市委的大樓抱回家去，只要我家的幾間小屋你們別碰就行了。所以現在寫反腐作品，一定要把腐敗如何傷害人民的利益，如何傷害“你我他”講講清楚，這是作家能做的。你應該寫什么像什么，寫到哪一個層面要像哪個層面。把你對這個社會，對目前政治生態的切身感受寫出來。

　　正劇與“神劇”

　　綠海副刊：反腐題材作品曾在中國電視熒屏很受歡迎，后來一度沉寂。那么今時今日創作反腐題材作品和當年有何不同？

　　周梅森：當年進行創作時，權力對創作的干擾最大，經常搞得我欲哭無淚，所以我最希望“把審查者的權力關進籠子里”，別讓作品每次審查都脫一層皮。這次則不同，形勢發生了變化，權力對創作的干擾小了，而資本的干擾大了。資本解放生產力，也解放人心中的魔鬼，當我們盡情歡呼資本帶給我們的高速發展時，莫要忘了資本趨利的屬性，就像馬克思說的，有百分之百的利潤會使人不顧一切人間的法律，百分之三百的利潤就會使人不顧犯罪、甚至不惜冒絞首的危險了。當年一心擺脫權力束縛的藝術家們欣喜若狂地擁抱蜂擁而來的資本時，以為走入市場后文藝的春天就此到來了，沒想到市場端給我們的是無數的“垃圾食品”，無節操無厘頭的影視神劇充斥市場，最優秀的藝術家們卻最先被逆淘汰了。

　　比如最近一直被詬病的小鮮肉的高片酬、不敬業，而老戲骨們卻無戲可拍；優秀劇目賣不出去，即便賣出去也賣不出高價，使制作者賠錢，而爛戲卻遭瘋搶，中國的觀眾品味真的這么差？其實，大家看到的是結果，真正的原因是脫韁的資本造成的。中國現在文藝作品的命運其實并不掌握在各級主管部門以及真正的藝術家手里，是掌握在有一定含權量的資本手里。

　　以收視率舉例，這是電視臺播出節目的一個重要衡量指標，收視率誰控制？做收視的公司，每個公司都控制著一定的收視樣板戶，明碼標價，據說有的收視樣板戶的收入比白領都高，而電視臺對購片人員考核的一個重要指標也是收視率，說幾千收視樣板戶決定中國電視劇走向并不過！再說說市場馬首是瞻的網絡平臺，一劇四星的時候電視臺、影視制作公司可以不在乎它，可現在就得仰它鼻息了，這個新貴能掙錢、敢賠錢，又能在股市圈錢，所以才有了演員的天價片酬和IP劇的大泛濫！這次籌拍《人民的名義》讓我挺感慨的：以往我的作品都是和大型文化國企合作，這一次竟全都是小民企甚至是個體資本，我們有的大型文化國企以集體決策為借口，就是不參與投資，也堅決不購片，而對一部還沒定下演員的宮斗劇就一路綠燈買了，是不是集體決策不得而知，令人十分不解。

　　綠海副刊：在如今堪稱“霸屏”的抗日神劇、玄幻劇、家庭劇的一眾火熱的電視劇中，反腐題材如何“突圍”？如何從“神劇”手中爭取觀眾？

　　周梅森：經過十多年抗日神劇、玄幻劇、家庭劇的“霸屏”，我們電視劇的觀眾還剩多少？都是些什么層次的呢？大量精英觀眾的流失使電視臺廣告收入也銳減，行業進入寒冬，而曾被詬病又無可奈何的抗日神劇又被互聯網資本干掉，影視劇全面進行外行資本操控的時代，所以說讓一兩部反腐題材“突圍”我是不看好的，因為把流失的優質觀眾拉回來是個全方位立體的工程。未來的孩子只能看著那些神劇、神書長大，比如我一個親戚，年紀輕輕的大學生，一天到晚沉迷在網絡玄幻小說里，我的小說讓他看，自始至終他都沒翻一下，他的興奮點根本不在這兒。我現在很能理解一些老同志的牢騷了，從五四運動以來多少人對社會進步付出的努力仿佛都白費了，他們拍了一大堆神佛鬼道的影視劇給青少年看，令人痛心。

　　綠海副刊：現在的電視劇創作似乎有著越來越脫離現實的趨勢，甚至現實主義題材的作品也和大眾的生活有一定距離，您怎么看待這一趨勢？

　　周梅森：這與創作的大環境有關，權力仍然制約著創作，再加上資本的橫行霸道，市場價值取向的迷失沉淪，這種下滑趨勢恐怕一時還難以扭轉。這不是我悲觀，我的這部《人民的名義》劇本在籌資期間曾被某國有投資人拿到影視專業公司打過分(現在有劇本打分公司)，我的劇本不及格啊，沒有橋段，沒有多角戀，沒有狗血，又不腦殘，所以不能投資！黑色幽默嗎？真不是，這就是我們今天的創作者要面對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