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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今，國家重點研究項目主持人、東中西部區域發展和改革研究院執行院長，《中國智庫》、《國家智庫》總編輯。
對話背景
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在政府決策過程中，正逐漸顯現其影響力。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從頂層設計、制度建設以及對外交流等方面為中國智庫的發展指明了方向，并且為其拓展提供了廣闊舞臺。同時，進入全面深化改革歷史新階段的中國，為中國智庫的發展同樣提供了肥沃土壤，智庫已經融入國家決策的開放性平臺之中，成為中國政策決策體制的一部分。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明確提出“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建立健全決策咨詢制度。”這是中共中央文件中首次提出“智庫”概念。
中國智庫在當代中國尤其是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后應擔負起什么樣的重任？如何建設高質量、有中國特色的新型智庫？日前，中國青年報記者就相關話題專訪了于今。
中國青年報：近年來，中國領導人如何把智庫建設上升到國家戰略？
于今：當前，隨著世界經濟的變化和國家經濟社會發展面臨重大的難題和發展的瓶頸，智庫的重要性日益凸顯。我國研究機構規模大、數量眾多，但多數局限在執政黨和學術層面，對國家起重要作用的智庫，不管是影響力，還是競爭力等，都跟發達國家智庫存在很大差距，政府和社會對智庫的認可度也較低。在新的歷史階段，面對紛繁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黨和政府更加重視中國智庫的發展。
2013年4月，習近平對建設中國智庫作出重要批示，把智庫發展提高到了國家戰略高度，并提出要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5月30日，劉延東副總理參加教育部舉行的“繁榮發展高校哲學社會科學、推動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
中國青年報：中國智庫為《決定》的形成作了哪些貢獻？
于今：在《關于對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研究全面深化改革問題征求意見的通知》的“征求意見”過程中，中國智庫為豐富《決定》的內容發揮了重要作用。
比如，寫入《決定》的“探索實行官邸制”就是其中之一。2010年，《國家智庫》第二期獨家刊發了汪玉凱題為《“官邸制”：深化政府改革的題中之義》的署名智庫報告，引起了高層關注。2013年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設立了“中國特色‘官邸制’研究”的重點研究課題，該會副會長汪玉凱教授為課題負責人，并撰寫了“建立中國特色‘官邸制’的建議”，于當年7月上報中央。
此外，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東中西部區域發展和改革研究院、中國經濟50人論、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等中國智庫機構，均形成了有關改革的方案與建議的科研成果，或報送中央有關部門，或在媒體公開發布以圖影響民眾、影響決策。
中國青年報：《決定》提出要“推廣政府購買服務”的政策，這對建設中國的思想市場、發展中國智庫產業有何積極作用？
于今：政府購買服務的內容不僅包括實物性服務、執行性服務等，還包括發展規劃、服務咨詢、政策調研、草擬、論證等軟性服務。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政府購買軟性服務的數量會逐漸增多。
智庫提供的研究、咨詢、規劃等服務將成為政府購買服務的重點內容。這就需要建立思想市場，健全競爭機制，發展智庫產業，促進智庫的公平競爭。
中國青年報：當前，中國智庫的發展與西方國家智庫的發展相比，差距何在？
于今：智庫按照不同的角度，可以分成不同的類型，如官方智庫、半官方智庫、民間智庫等，綜合性智庫、專業性智庫等，全球智庫、地區性智庫等。美國的蘭德公司在成立后的二三十年內是著名的半官方智庫，曾經有90%以上的經費來源于政府合同，并且主要是美國軍方和國防部。
中國智庫大多數是官方或半官方性質的，如各級社科院、研究中心、政策研究室、黨校、行政學院以及高校的各類研究院所等，其經費大多是財政撥款，其研究課題主要是上級機構下達的，或者是從上級機構列出的課題中選擇的，屬于論證當前主題和解釋政策的多一些。
中國官方或半官方性質的智庫有其優缺點：優點是有政府部門支持，經費穩定，信息來源有一定的優勢（有些資料是民間拿不到的），但也有重要的缺陷，依托性過強，缺乏獨立性，其觀點、立場有明顯的傾向性，難以客觀地看待所要解決的問題，也容易產生學術蛀蟲。
今年年初，在聯合國總部、中國上海以及世界21個城市同時發布的第七份《2013年全球智庫發展報告》顯示，2013年全球共有智庫6826家，較2012年6603家略有增加。其中，北美洲1984家，歐洲1818家，亞洲1201家。從國家看，美國智庫數量最多，有1828家；中國以426家排名第二；英國排名第三，有287家。在按規模、能量與貢獻的排名中，進入全球智庫前100名的中國智庫僅有6家。這說明，中國的智庫建設急需加強，建設像美國布魯金斯學會那樣的對政府有巨大影響力的智庫機構更是勢在必行。
中國青年報：有一種說法，與西方國家智庫相比，中國智庫尤其是民間智庫很難將其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議直接送至黨政決策部門，也難以進入主流媒體發揮引導社會輿論的作用。你認為，當前中國智庫的發展有哪些制度保障？
于今：有關“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精神，我們在《決定》的“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建設”部分中可以領會到。
首先，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是與保證人民當家做主的地位，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相一致的。在“豐富民主形式”這一點上，智庫的存在與發展正逢其時。智庫不僅輔助決策，還要對現有政策提出質疑和修正。
其次，智庫要真正成為一個產業，不僅要有決策機構的重視和高質量的研究成果，還要有有利于智庫發展的宏觀智庫環境。《決定》對一系列民主政治制度的完善，對智庫發展意義重大。
最后，建立健全決策咨詢制度，為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提供了微觀智庫保障。通過什么樣的渠道影響政府決策和公民，對智庫發展至關重要。《決定》提出要建立健全決策咨詢制度，這為智庫研究成果發揮作用指明了建構暢通渠道的方向。
中國青年報：在2013年中國國際智庫學術研討會上，有學者提出，當前事業單位面臨重大變革，要建立統一的市場才能有智庫間公平的競爭，而現在智庫市場不是統一的。在此前提下，你如何看待中國民間智庫的生存和發展？就體制建設而言，我們是否應照搬西方智庫發展模式？
于今：任何國家的制度都與本國的政治制度密切相關，智庫發展離開了政府背景，智庫很難生存和發展。智庫首先是為政府服務的，它要幫助政府解決治理之道。中國智庫的發展脫離不開中國的國情，也切割不斷與本國、本民族的歷史和文化的聯系。就此而言，中國智庫的發展當然必須具有中國特色，務必要處理好古與今、歷史與現實、繼承與創新的關系，務必要秉持既不能割斷歷史，又不能脫離國情的理念。
我認為，中國要想發展智庫，當前在稱謂上應淡化“民間”二字，把民間智庫統稱為“非政府智庫”更符合國情社情人文，更有利于推動中國現代智庫發展進程。
當前，中國智庫的生存和發展還面臨很多問題。一是中國智庫內功不強，研究能力較弱。部分國內智庫變成政府政策的詮釋者和宣傳者，而沒有提出前瞻性建議。二是政策缺失。目前，我國與智庫發展相關的各項政策還不完善。2007年，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習近平同志，在考察復旦、交大、同濟等學校時就曾指出要發展智庫。他說，城市孕育了大學，大學滋養了城市，“希望大家志存高遠，精誠合作，充分發揮智庫、人才庫的作用，互相幫助，共同發展。”《決定》首次提出要“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可見，黨和政府十分重視智庫發展，但是我國各級政策制定部門還沒有認識到發展智庫的重要性，還未出臺各類具體的政策培育智庫發展。三是國際經濟政治格局問題。目前國際重要議題被發達國家所壟斷，中國智庫沒有機會和舞臺發出聲音。
對此，我國智庫首先要找準自身定位，提高研究能力。其次，完善各項政策。例如智庫機構尤其是非政府智庫的性質問題、智庫研究人員的身份問題、稅收以及捐贈等方面的問題，這些問題都需要政府出臺相關政策給予解決。第三，我國智庫要積極“走出去”。第四，推動中國特色新型智庫，政府要幫助智庫拓展國際空間。政府出訪的訪問團不僅要包括政治經濟界人士，還要包括智庫機構的研究人士。
中國特色新型智庫以及智庫產業的發展一定要走科學發展之路，不能也沒有必要完全照搬西方智庫發展模式，要堅決克服一哄而上、盲目發展的傾向。
中國青年報：《決定》指出，“堅持政府主導、企業主體、市場運作、社會參與，擴大對外文化交流，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和對外話語體系建設，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而“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和對外話語體系建設”需要政府、社會和民間共同發揮作用，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在這方面，國際領先智庫的發展經驗有哪些值得借鑒？中國智庫在對外傳播過程中應如何發揮作用？
于今：大國需有大國智庫，在中國成為全球大國的歷程當中，具有國際公信力和影響力的國際化智庫絕對不能缺席。目前，我國智庫正進入一個非常關鍵的快速發展時期，加強智庫的影響力和公信力建設不容忽視。
從國際經驗來看，智庫是強調國際傳播能力和對外話語體系建設的重要力量。智庫成員往往是高級知識分子和政商界知名人士，他們大多數人具有獨立性、有自主判斷能力，并且人脈廣泛，對外有較強的說服力和影響力。
因此，智庫交流是一種高層次的人際傳播方式，是對外傳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既是政策研究機構，又是對外宣傳機構之間業務交流和政策協調的平臺，更是對外傳播價值觀念和政策主張的交流使者，在對外傳播過程中發揮著積極與獨特的作用。
未來中國智庫的發展應逐漸從“分散式的隨機性組織”向“以智庫基地或產業示范區為平臺、以目標為導向的有組織模式”轉變，智庫產業將成為經濟結構轉型的重要紐帶。
同時，通過建立思想市場，發展智庫產業，智庫能夠更多地參與國際交流，設置公共議題，影響國際輿論。這既有利于提升中國智庫的國際影響力，更有利于宣傳中國決策科學化、民主化，消除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誤解。